气候问题核心是国家利益.docVIP

气候问题核心是国家利益 　　德班的喧嚣落幕，但关于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的话题并没有结束。带着一系列问题与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解读在这场“一波三折、几近夭折”的气候会议里，我们应该看到些什么和期望些什么。 　　《经济》：2011年的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在鏖战14天又加时36小时之后，终于达成了“一揽子协议”。您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结果？“起死回生”的《京都议定书》和前途未卜的“巴厘路线图”能否挽救和扭转气候变化的大局？ 　　周宏春：这次会议，从国家角度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当然中国政府有自己的做法。首先需要确定，气候变化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不是说升高就升高，说降低就降低，而是有变化周期的。而现在的会议之下大家谈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博弈，其核心还是国家利益。 　　德班之后，加拿大环境部部长彼得?肯特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成为第一个退出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愿意签《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呢？现在加拿大食了这第一个“螃蟹”，会不会再有后来者便很难再说。 　　按照京都会议的承诺，加拿大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三百亿美元，通过CDM机制的形式，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目标。这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但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现在正经历金融危机，许多麻烦和问题尚悬而未决。欧债阴霾不散欧元区前途未卜，美国失业率高居不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的国债问题。气候变化谈判以后，其实中国与欧洲之间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卓有成果的合作。早前几年，欧洲在中国注资立项了不少合作项目对中国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共同抵御气候变化与环境恶化。相比之下，美国则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也没提供资金援助，而是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承担自己责任”。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和清洁发展机制下，基本欧盟每个国家都有对华援助。意大利曾援助一亿美元，于2000年起建立“中意环保合作项目”（SICP），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推广与合作??中国与德国之间也存在不少这方面的合作，包括湿地保护等等。 　　但即使西方国家暂时面临困境，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坚持下，会议还是取得了“艰难的胜利”。我把它归结为五点：其一，保住了《京都议定书》，并同意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于2013年开始生效；其二，承认其背后“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三，延续了2007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制定的“双轨机制”等成果，即便“巴厘路线图”的谈判工作还未完成，但尚未崩坏已算“好签”；其四，会议决定正式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并成立基金管理框架。2010年墨西哥坎昆气候变化大会确定创建这一基金,承诺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其五，成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主要负责制定一个适用于所有《联合国气候公约》缔约方的法律工具或法律成果。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议题也在推进中。德班气候大会最大的成就即是将原来的减排机制延续了下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这个大的方向是把握住了，至少这条路没有断了、岔了，假若没有第二承诺期的达成，那么此前各方所做的努力也都前功尽弃了。但对于签署了协议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决议将来是否能逐项履行、履行是否到位、会否还有变数，则要交给2012年卡塔尔气候大会和时间去自我佐证。 　　各国及各经济体态度迥异，焦点都集中在国家及地区利益上。其实日本从去年起就提出反对延长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欧盟态度较之前者积极，但有一些前提条件。在会上，欧盟提出为最终达成一个雄心勃勃、全面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德班大会与会各方必须确定相关行动路线图和实施期限。只有大会确定这一路线图，欧盟才有可能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少碳排放的承诺与指标上分歧依然严重，激烈的利益之争与政治博弈横亘其中使得双方难以在短期内达成一致。您对全球气候共同治理这一命题的前景和展望如何？在气候治理上“南北差异”这个沟壑是否真的难以逾越？ 　　周宏春：发达国家认为，其牺牲GDP与经济增长辛苦减掉的碳排放量最后还不如金砖国家每年增加的量多。发展中国家则称发达国家早于发展中国家两百年开始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理应为碳排放承担“历史责任”。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 　　但透过这层纱窗，其实背后就是国家利益之争。我们的立场是，始终坚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上要有差别。 　　全球变暖这个命题在西方一直存有争议。现在国外争议最大的就是原来参照的模型和计算出的数据是否可靠，并对这个命题提出怀疑与质问，“气候怀疑派”不断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这个命题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