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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温铁军 　　中国现代化的环境制约与民生经济的缺失 　　讲可持续发展就要讲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基本体制的可持续问题。首先来看资源环境。以中国的资源环境条件论，可以和西亚、北非这一带比，而不宜与北美、南美比，也不适合与欧洲、俄罗斯、南亚、东南亚这些地方比。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平原面积只有12%，适合现代化发展和人类居住的只有9.8%。我们只有全世界7%左右的耕地和4%左右的水。用这样的资源来追求工业化、城市化，速度越快可能就麻烦越大。如果我们追求高增长，那么今天的超前的受益中，一定有部分代价是要转给子孙后代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已经居世界第四了。总的来说，从资源环境来看，中国现在这种发展模式将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我们用资源条件作一个横向对比，会发现中国本来应该是世界上饥饿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统计数据表明，与中国资源环境条件类似的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严重的饥饿问题。但事实上中国是一个饥饿指数比较低的国家，其实这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谓饥饿问题，其实并不是资源完全不可支撑人口，而是有大量的本来可以用于食品生产的土地，高比例的转变为生物燃料的生产，这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从生物原料，从能源市场价格预测来看，饥饿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目前世界上几个粮食品种的生产率都是在下降的，这也是不可逆的。 　　去年中国CPI上涨的贡献中有90%左右来自于食品，食品上涨原因65%来源于国际。客观来说，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它一定出现这样的现象：过剩的金融资本进入某些领域炒作，结果带来剧烈的价格波动。而这个剧烈波动是传导的，最终会传导到人类的基本生存品――粮食生产上。如果生物燃料价格继续上扬，一定会带来这个结果。这是经济规律的作用，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我们也得承认：人类，特别是南方国家将面临严重的饥饿问题。我们不带任何价值观，不说好坏对错，客观结果一定会这样。 　　回头再来说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有一个问题不知???大家注意没有，为什么每次发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总是幸免于难？请注意中国建国之初就曾有经济危机，到现在已经面临第七次经济危机了。总结这七次经济危机，一般而言，凡是能够向三农转嫁危机的就会软着陆。凡是不能向三农转嫁危机的，就会硬着陆。1949年因为土地革命，农民的地位高，不能转嫁危机，于是硬着陆。1958年以后那次经济危机，向农村转移了2000万城市过剩劳动力，于是城市就相对软着陆了。然后1968年，又向农村转移2000万知青，又软着陆了。1980年，农村已经无法承担这种转嫁了，于是城市就出现了4000万待业青年，社会犯罪剧增。导致了大量招收临时工，打开厂门办三产的局面。所有单位都办三产，乃至于国家机关也办三产，办的结果是出现了大规模腐败。当城市无法让经济危机向农村转嫁的时候，城市硬着陆就会发生严重问题。这次危机，因为农民工没有国民待遇，所以2000多万农民工回乡，等于又向三农转嫁一次。而我们4万亿投资中，只有9%是用于农村基本建设的，却有大批投资是用于加强和城市相关的基本建设。这样一来，可能还得大规模征占土地，还得占用农村资源，因此救市对农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很难说。上述这些情况，基本上是一个城乡对立、二元体制结构矛盾之下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的社会经济体制问题。 　　为了方便地认识我们的经济体制，我们不妨作一个国际比较，这里借用王绍光教授的一组数据。世界上被认为更趋向于社会主义的那些福利国家，其财税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58%以上。这里以55%为上限，45%为下限，财税占比55%以上的国家，可以叫做左翼国家，或者叫做社会主义国家，45%以下可以说是偏右的国家。要是这个数字在35%以下，根本不具备讨论左与右这个问题的资格。而我们最接近市场化改革的阶段，中国财税占比是百分之十点一几，那时候的财政养活不了官员，也养活不了军队，于是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腐败。 　　财税占比从20世纪70年代的百分之三十多，逐步降到90年代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一点几。这个过程本身，也可以说是政府在不断甩包袱。甩到最后，没有什么可甩的时候，社会矛盾加大，不断形成压力，这个压力反过来，迫使政府承担责任。总之，财政占比又调整到20%以上，发展战略就转变成强调可持续发展了。这时候财政转移支付就增加了，提出了“两个反哺”。 　　因此，我说可持续战略的第一个基本要求，是你能不能稳定。如果我们在救市行动中，更多的去占有了资源，而不给生存相关度过强的这些普通民众、百姓，不给他们基本的权利，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会不太好。现在中国自身已经到了资本过剩的阶段，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改变投资方向，更多的向县以下投资；如果能够把大城市基本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