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士绅”现代演进.docVIP

“新士绅”现代演进 　　 　　新士绅精神，首先是一种社会精神――利益阶层对公众的责任意识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方法。 　　 　　士绅在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最早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晚明时由于君权的衰弱，士绅在社会中的政治话语权扩大了，清随明制，使得中国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中，出现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士绅阶层。 　　要给这一群体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简单地说，他们是一个地方的社会精英主体。但某个人是否被接纳为这一阶层的一员，则有着许多的标准，例如，具备基层科举头衔，在《儒林外史》中，需要卖鸡买米的范进中举后全家迅速被接纳为士绅阶层；拥有较多财富的商人和地主也算，有时候，他们被称为“绅富”；退职的文武官员、捐钱买来的虚衔官员当然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穿着深青色的衣服，以示和平民的区别。 　　这样一群人所构成的士绅阶层，承担着???帝国治理地方的重大职责。在明清中国，行政单位只低至县一级，一个县令或知事手下的正式编制，只有十多个人，却要负责管理几万几十万人的诉讼、税收、科考等事务，依赖士绅来完成地方自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士绅因此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政治荣誉、社会和经济特权。在议罪、量刑标准、礼仪、居处、舆马、服饰、婚冠、葬祭、蓄奴等方面都享有特殊待遇，以表明他们高于庶民的政治身份。依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 　　这种“精英荣誉和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一度中断，但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和精英群体对实现自我价值需求的提升，“士绅治理”正有萌芽的趋势。在共和政体下，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新阶层显然不可能获得如前人般的特权，只是对政府荣誉和参与行政管理上，开始有了??胧胧的诉求。一个可以视为回应的细节是，作为国家奖励表彰体系的一个未来组成部分，相关部门从2007年起已经开始就国家荣典制度，启动国家勋章法的研究做论证工作。 　　更明显的趋势是政协委员中“新贵代表”的逐年增加。在最新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后，香港的媒体因此惊呼说，“超过60位的中国新贵私企老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马上表示，“不止这么多，上一届就有100位了，这次至少在100位以上，许多界别中都有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委员中，许多人的名字都能从每年一度的富豪榜中看到，比如玖龙纸业主席张茵、吉利老总李书福、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等。而这，还只是在最高层面上的政协委员，从中可以推断，各省、市、县的政协委员中，吸纳了大批的新兴精英人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在浙江温州调研时，就已经感觉一些民营企业家非常积极地进入政协人大参政议政了。” 　　尽管如此，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当选两会代表的人数还不算多，比例还不够大，“现在全国有私营企业5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数5000多万人；个体户27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口也有5000多万人，他们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理应给他们合适的代表人数，反映他们的声音和诉求。”一个正在逐渐扩大的共识是，让新兴阶层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将对整个社会有利。 　　 　　这种共识为新士绅阶层的萌芽和培养奠定了基础。而新兴的精英群体在获得了财富上的成功之后，必然会朝向更向的需求层次，陕西韩城一位竞选村官的富豪的自我表白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为什么要竞选呢？因为我的事业发展承蒙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一直无以回报……人要懂得感恩，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在竞选当中承诺，当选后为村里创办经济实体，三年内为每位村民分2万元，且由自己垫资先行分配。他在当选的第二天即筹资1300万元兑现了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 　　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怀疑动机，但当一个人勇于拿出1300万元，挣更多的钱，或许并不真正是他追求的目的，而产生“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更在情理之中。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富人治村”和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事例，隐约凸显了新兴阶层在更大舞台上表演的渴求。 　　 　　新时代的“济世” 　　 　　4月4日，在坚持了65天之后，出于卫生和公共安全的考虑，民营企业家林如新在义乌设计的施粥摊暂停了下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施粥是出于一种心愿，因为老家有施粥的风俗习惯，为了秉承行善的传统，才组织进行施粥活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向每名来受施的人提供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及一些咸菜，共计1元钱的食品，每天都有至少上千人来受施，一天花费约1200元左右。 　　林如新的民间施粥摊并非唯一，在温州也有个“红日亭施粥摊”，几位退休的老人每天为人们提供热粥小菜，“来喝粥的人有回收废品的、拣垃圾的、装修工人、乞丐、流浪者、寺庙的僧人等，附近的一些居民也会到这里喝粥，有些不想做早餐的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