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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狄公案》中女犯
《大唐狄公案》中女犯
作为一个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情感的作者,高罗佩致力于在他的小说中将传统中国的元素展现出来,他的初衷是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高罗佩本来力图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展示中国古代女子的实际生活和性格特征,但他表现出来的女性形象却是不同于真正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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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象学角度分析女性形象
?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艺术升华,在很大程度上以夸张的手法反映了男权社会下女性面对的矛盾冲突,也反映了创作者在书写时对这一问题的个人态度。无论是在西方汉学家高罗佩创作的《大唐狄公案》中,还是在中国传统公安小说《狄公案》中,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女性罪犯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书写视角的异同。
?《狄公案》中最典型的女性罪犯当属杀夫虐女的毕周氏了,在《大唐狄公案》中则有与其相对应的性格相似、犯罪手法相近的另一个女犯形象陈宝珍。
?在两起案件中,两位女性均是因情犯罪。两部文本都抓住了这一突出社会特征进行创作描写,但在具体的行文中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
?在《狄公案》中,毕周氏完全以一个“淫妇”的形象出场。作者在毕周氏第一次出现时对毕周氏外貌的描写,更是直接暗示了其罪人的本质“但见那个媳妇,年纪也在三十以内,虽是素装打扮,无奈那一副淫眼,露出光芒,实令人魂魄消散。眉梢上起,雪白的面孔,两颊上微微的晕出那淡红的颜色却是生于自然。”传统中国公案小说多有此特点,在人物一出场就以外貌给其忠奸善恶贴上了标签,读者也能就此对故事的结果猜个大概。这样安排的原因在于,故事的立足点并不着力于案件侦破过程的跌宕起伏,而在于对办案人员英明神武的凸显和犯罪分子受到惩罚时的大快人心。
?继承了西方侦探小说书写特点的《大唐狄公案》在处理人物形象时,则尽可能破朔迷离,力图展现的是一个人物形象的特征而不是一个犯人的特征。在对陈宝珍的描写中,作者只用了一句话“门很快开了,闪出一个妖艳的妇人”,并没有过分阐释其外貌,对读者进行诱导。这种不同在提审犯人过堂的桥段中更加明显,在狄公与毕周氏的过招中??毕周氏不慌不乱,先是以“无人具控”拒不从提,在无奈被带到县衙后也不失气势,虽遭受刑罚仍拒不坦白,反而多次将狄公逼问至哑口无言,小说由此进一步突出了毕周氏伶牙俐齿,巧言善变,冷酷寡情,胆大包天,既淫且泼,苦忍熬刑,敢于公然和官府对抗,辱骂朝天官员的逆常行为,可以说是古代道德体系下淫妇的极致形象。
?《铁钉案》中的陈宝珍虽也与狄公针锋相对,但表现出的却是另外一种气质。“陈宝珍被押上大堂时仍是那么神态自若,气度倨傲”,而在作者对其被证人指证时故意做出的风姿的描写,非但不体现其淫荡,反而别有一番韵味“用葱管般的手指搔了搔凌乱卷曲的一头乌云,娇喘频频,挤眉弄眼,放出万种妖冶,两颊升起一层浅浅的绯红,顾盼流眄,光采照人”。而在案件结局细节处理上俩个文本的立足也大有不同。毕周氏在一切水落石出后大骂奸夫无情,其淫荡泼辣的本性再一次被突出强调。毕周氏最终毙命于骑木驴游街示众这样一种毫无尊严的死法,也符合了中国古代伦理道德对“红杏出墙”“谋杀亲夫”的零容忍。陈宝珍的死则更有尊严些,高罗佩只写到案情真相大白,并没有叙述最终的惩罚,流露出作者对人物淡淡的同情。
?为了人物形象的合理性和丰富性,作者还设计了一个“郭夫人”,从正面侧面同时入手,通过郭夫人对狄公的提示以及陈宝珍死前自己的陈述,完整的展现了一个男权社会下不幸的女性的犯罪心理。正当狄仁杰为开棺验尸无果而窘困时,女监郭夫人深夜来访“我们妇道人家除了在家料理酒食侍候丈夫外,还要缝补浆洗钉皮靴。老爷可知道钉皮靴是多么令人苦恼的事吗?有时手上拿着一颗铁钉,恨不得……”“恨不得钉入仇人的脑袋!”狄公惊叫道。再加上陈宝珍的自述“小妇人自小爱强,不甘人后,偏偏命苦,错报了八字,嫁了陆明这个窝囊废,夫妻间并无恩爱可言。生了女儿还定要我再生儿子,他天天守着算盘、账册、银子,全不顾我母女生趣”,案情的缘由就完整了,“陈宝珍”――一个追求幸福而不得,最终走向犯罪的悲剧人物形象也就完整了。
?毋庸置疑,高罗佩的《铁钉案》脱胎于《狄公案》,但“毕周氏”和“陈宝珍”却为我们展现了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让人厌恶,一个让人同情。其原因在于,两本文本作者的出发点和到点评判标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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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过滤与误读的影响
?高罗佩笔下,以陈宝珍、郭夫人为代表的为摆脱不幸婚姻而杀夫的女性大多都是独立完成从犯罪行为的策划到实施的整个过程,有些还会指导奸夫实施犯罪,比如说《湖滨案》中的汴夫人。这些女性的共同特征是有意识有计划的为达到目的实施犯罪,同时在整个过程中可以保持惊人的沉着冷静,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安慰奸夫,她们处于明显的领导地位。这是与现实案例不相符的,通过《清末女性奸情杀人案研究(1901-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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