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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与死划一条“准确”界线 　　长期以来，我们判断一个人死亡的标准都是那么的简单:要么是呼吸永远停止，要么是心脏永远不再跳动。这也正是医学上对死亡的两个判断标准:肺死亡和心脏死亡。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我们不禁要质疑一下:这真的非常科学吗？还有没有更明晰、更准确、更实际一点的死亡标准呢？ 　　 　　死与死的不同 　　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在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新的判断死亡的标准，即脑死亡。他们的依据是:脑功能一旦停止，则不可逆转，现代医学技术也不能使其恢复。呼吸和心跳停止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已死亡;反之，借助人工抢救设施维持心肺功能的人并不等于活着。即使某个人大脑的功能已经全部丧失，也可以通过人工心肺机维持心肺功能，但这个人不过是具“有脉搏的尸体”而已。因此，西方医学界认为有必要重新审查死亡的定义和标准，并提出了脑死亡的概念和判断脑死亡的标准。 　　当心脏还继续跳动时，由于原发于脑组织的严重外伤或脑的原发性疾病，大脑的功能不可逆地全部丧失，最终导致人体死亡。这就是脑死亡的概念。脑死亡如同心跳和呼吸停止一样，是人的生命现象的终止，是个体死亡的一种类型。各国有关脑死亡的法律，一般都将脑死亡定义为全脑死亡，即大脑、中脑、小脑和脑干的不可逆的死亡（坏死）。 　　1968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死亡定义审查特别委员会首次提出了判断脑死亡的标准:①不可逆的深度昏迷;②自发呼吸停止;③脑干反射消失;④脑电波消失（平坦）。凡符合以上标准，并在24小时或72小时内反复测试，多次检查结果无变化，即可宣告死亡。但需排除体温过低（＜32.2℃）或刚服用过巴比妥类药物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两种情况。此后，各国专家先后提出过三十余种关于脑死亡的诊断标准，但这些标准与哈佛标准大同小异。所以，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是采用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诊断标准。 　　 　　美国人打的是什么主意 　　美国于1968年提出脑死亡标准后，于1981年颁布《脑死亡法》（以法律形式准许切取“脑死亡”者脏器用于医疗），其原因何在？其实，美国人的目的很明确:利用脑死亡者的器官或组织，提高器官或组织移植的成活率（因为肺死亡或心脏死亡者的大多数器官都不能用来移植，或移植后成活的机会很小），用事实上已经死亡了的人的一部分救活那些还有生的希望的人。1984年，美国开始实行移植用器官的有偿供给办法，美国红十字会（最大的提供器官的中介组织）、全美人体器官库协会等大小数百家机构参与了这项“人体商业”活动，为全美需求器官的患者提供人体肝脏、肾脏、心脏瓣膜、生殖器官、骨骼、血管、皮肤等器官或组织。1998年，提供的数量达到40万个（种），销售额达5000万美元，“市场”规模估计将达100亿美元。姑且不论这种“商业”活动是否最合情合理，但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有多少人已从“脑死亡”这个新的标准中受益。 　　其实，前苏联早在1937年（法国于1947年，英国于1952年，日本于1997年）就制定了类似于美国《脑死亡法》那样的法律法规。其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发展本国的器官、组织移植水平，救治更多的患者。其他国家如丹麦、法国、瑞典、意大利和以色列的法律则明确规定，只要（脑死亡的）死者生前不反对，其器官即可用于移植而无需征得家属同意。 　　为了保证和提高脑死亡诊断的准确性，防止偏差，这些国家的法律也做了相应的规定。如有些国家的法律就规定:脑死亡诊断应由两名内科医生作出，而且他们应和器官移植没有联系。另一些国家的法律则规定:脑死亡的确定，要由两名医生独立进行检查，而且得出的结论必须相同，不然就需要经上级医师核准。必要时，还需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麻醉科以及脑电图专家会诊，无异议时方可确定脑死亡。 　　总而言之，国外有关脑死亡法律地位的规定，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国家制定有关脑死亡的法律，承认脑死亡为宣布死亡的依据。例如芬兰、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其中，芬兰是国家法律接受脑死亡的第一个国家。第二种是虽然国家没有制定正式的法律条文承认脑死亡，但在临床上已承认脑死亡状态，并作为宣布死亡的依据。如比利时、德国等十几个国家。第三种是脑死亡的概念为医学界所接受，但由于缺乏法律对脑死亡的承认，医生不敢依据脑死亡来宣布一个人的死亡。 　　 　　时代赋予的使命 　　1954年，世界上首例人器官移植术获得成功。为了避免术后排异反应，那是在双胞胎个体之间进行的肾脏移植术。20世纪60年代，人们在临床上相继开展了肺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的移植手术。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人研究和开发了抑制个体排异反应的药物（如环孢菌素等），使器官和组织移植术在临床应用上得以逐步扩大和普及，以至现已成为临床上的一种常规疗法。至今，世界各地完成的器官移植术已在60万例以上，移植器官成活率和患者生存率不断提高，成果累累。因此，器官和组织移植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