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青爱是一种尖锐疼痛.docVIP

吴青爱是一种尖锐疼痛 　　她有很多身份: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教授;无党派人士;2001年“亚洲诺贝尔奖”菲律宾麦格赛公共服务奖得主;北京市人大代表;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妇女发展专家;妇女跨文化网络名誉主席;全球妇女基金会董事。 　　 　　她也有许多称谓:最基本的“吴老师”,民众口中“最敢说真话的人大代表”,某些人口中的“神经病”,还有“国际叫花子”。 　　 　　但有一个名字和一个身份始终没有变过:吴青,冰心和吴文藻的女儿。 　　 　　教授?人大代表?刁民 　　 　　2009年,吴青72岁。教授身份,琴瑟和谐,儿子在美国。倘若依世人眼光,她早该过上含饴弄孙、伺候花草的和乐生活,与中国其他同龄的老人一样。 　　但她偏偏“折腾”:每周二下午去固定的选民接待室,接待来自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选民,高峰期能一次性接待两百来人;为农家女学校奔忙,用她的话说,“任务主要是弄钱”;电话公开、手机公开,从不介意陌生人拨打;有个专用的本子,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对于吴青而言,她没有休息日,每一天都在奔忙。 　　为了保证足够的休息,丈夫陈恕在大门上贴上字条:“每天中午1点到3点为午休时间,请勿打扰。”尽管如此,还是有阻不了的打扰,例如电话,例如冒冒失失上门的来访者。 　　当这样的状态成为“常态”,它持续了多久?二十五年。 　　1984年,海淀区选举人大代表。外国语大学这边的条件是:妇女、中年、非党员、优秀教师。人事处的人将校内的人筛选一番,看看有几个人符合。当时的吴青算是党委推荐的一个人,就有人问她:你想不想当?她说想,很明确地想。 　　如果时光倒转,不知会不会有人后悔这一询问――从那之后,吴青的生命轨迹发生了转折,她令一些人感激和敬爱,令另一些人如坐针毡。她是刺头,是最敢说真话的人,是“有争议的人”。但最关键的,她的“个人存在”被更加鲜明地提炼,令她之所以是“吴青”,而不是别的什么人。 　　1984年,吴青成为了海淀区人大代表。1988年,她又被提名并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该届代表会上,她史无前例地投出了唯一的反对票,一石激起千层浪。 　　后来,她什么事都敢质疑,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争取。事情无论大小,只要在她眼里??有问题”,便无法置之度外。 　　仅以一件小事为例:从前北京规定,没有人陪伴,残疾人不得乘坐地铁。“这是不平等的”,吴青说。她跑去地铁的每一站,问乘务人员是否清楚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残疾人活动,每天的客流量中有多少是残疾人,是否知道应该提供怎样的服务?她又去行走“盲道”,发现只设置了右侧通道,而没有左侧的。于是,她找到发改委,坚持一起去走一遍“盲道”看看,正午炽烈的太阳下,一走就是一个多小时。 　　并非凭借一己之经验或看法来对事务挑剔,吴青自有她的理论支撑:随身带一本《宪法》,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从《宪法》中找依据。它是母亲冰心赠予的,多年翻阅,已经把书页翻黄翻烂,后来吴青给封皮套上一个塑料小硬壳。《宪法》二十几年未离身,遇事时每每拿出来,翻到某页某行某一句,指着和对方说某件事为何不合理,应该如何解决。对方往往很尴尬,甚至于怒火上窜。 　　有人劝她安生,挂个名衔,悠悠闲闲当太平神仙。她做不到。 　　“我是个刁民。”吴青自嘲。 　　很多年前,母亲冰心和父亲吴文藻曾给她这样的教育:“人要有社会责任,不能仅为自己而活。这一点特别重要。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他和野兽没有两样。猫本能地会照顾自己的小猫;母鸡看到老鹰的时候,会本能地把小鸡护在自己翅膀下。这些都是本能,但人不一样,人有思维,有独立的看法,而且有责任去改变。” 　　吴青选择了改变的责任,而改变现状的第一步,就是改变自己。 　　二十多年的人大代表经历,她创下了三个全国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不定期向选民汇报工作。 　　 　　冰心?吴青?爱 　　 　　吴青之所以成为吴青,自然有她不可替代之处。撇开家庭因素,她的阅历和人生也足够精彩,足够成为话题。 　　然而还是无法避开“冰心”。冰心是那个从五四时期便走上街头,发表大量文章,倡导“爱的哲学”的女人;也是那个无论在怎样的黑暗年代,也坚持带给人们宁静和温暖的女人;但在这个家庭中,她首先是母亲。父母赋予儿女生命,包含精神与情怀。 　　剔除所有的社会身份和光环,于吴青而言,自己的一切均是母亲赋予。 　　她记得母亲常常对她说的那句话:“有了爱便有了一切。” 　　1937年,吴青出生。这是冰心和吴文藻结合的第八年。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一家人开始了四处流亡的日子。有一阵,她听到天上飞机的声音都会害怕到脸色雪白。 　　1946年,冰心一家到了日本。吴文藻受邀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等。1949年,冰心受东京大学之聘,讲授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