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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先生留下难题中国文化是否存在超越性 　　今年是季羡林诞辰100周年，季先生是时代的学术标尺，也是大智慧的集成，他以及同代大学者们的纷纷逝去，留给世人大量关于“真与假”的课题。 　　 　　1992年季羡林先生在《我写“我”》一文中曾写道：“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个好人。” 　　真话何以证明?这是季先生留给世人的一道难题。季羡林先生最有名的一句话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又加了一句解释“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真”与“假”的悖论 　　 　　季先生本人对“真假”的认识是用一个顽童的眼光，近乎浅显的说法和引火烧身的行为触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如果我们把此话当作微言大义，以最富盛名的语言大师的文本逻辑来分析，如果我们把此话当作一位受过严谨西方教育的海归的学术理性来看待，如果我们把此话当作儒释兼通的传统人文学者的知识传统来审视，恐怕所能引起的歧义就不在少数了。可以说“真假”问题不仅刺激着人们的思想，考量着人们的行为，折磨着人们的心灵。而且伴随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经历了本体论一认识论一语言哲学的几个理论阶段，进人二十世纪以胡塞尔、弗雷格、海德格尔、塔尔斯基为代表的有关真假的论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