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互动衔接.docVIP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互动衔接 （研究室课题组 冯健 陈乾） 引论： “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永恒面对的状态”。有冲突就必然导致混乱和无序，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天然具有秩序化需求，通过建立一定的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关系中不同主体的不同利益冲突得以消解和重新调整，进而使社会不断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百年社会结构转型与制度变革的中后期，旧有矛盾不断积累、新生矛盾不断出现、深层矛盾不断显露，如何妥善处理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国家，社会生活以家庭为本位，生活范围相对封闭和狭小。从人本角度讲，与其称“乡土中国”，毋宁说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有着天然的凝聚力，人际关系尤为重要，人人非亲即故，凡事皆可斡旋，出现民间纷争人们总是先寻求诉讼以外的方法，依靠地缘、血缘和同业等组织来解决。因故，中国传统社会历来以调解来大量消化民间纠纷。通常只有在乡里解决不了或受人挑唆的，才选择对簿公堂。调解解决纷争自然成为中华法系的突出特点，成为中华法文化的价值取向。早在三千年前西周王朝的官府中就设有“调人”、“胥吏”等官职，专门负责调解纠纷等工作。到二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官府中的调解制度发展为乡官治事的调解机制，承担“职听讼”和“收赋税”两项职责，“职听讼”即调解民间纠纷。唐代沿袭秦汉制度，县以下行政组织没有审判权，乡里民间纠纷、讼事，则先由坊正、村正、里正调解。调解未果，才能上诉到县衙。明、清两代沿袭和发展了历代的调解制度，并将民间调解行为上升为法律规范。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调解机制生发于民间，并逐渐为统治者援引，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手段之一。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相辅相成共同发挥着社会治理作用，而且中华法系自古实行行政司法一体化，县官即法官，司法调解往往容身于官府调解之中，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正如黄宗智对清代法律制度描述：事实上，清代的民间调判制度是建立在两者的结合上的，即以判决为主的正式系统和以和解为主的非正式系统的结合。这套制度的运作取决于两者的相互配合以及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空间，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代表的民事诉讼制度与各种形式的调解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纠纷解决机制。 建国后，我国先后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确立了人民调解制度和诉讼调解制度党的十六大和谐目标以自治性、民间性为特征人民调解第一，。程序简灵活第， （二）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指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主持的，根据国家政策、法律，以自愿为原则，在分清责任，明辨是非的基础上，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从而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其显著优势为：第一，行政机关调处矛盾纠纷符合我国传统习惯和民众心理。中国传统社会对公权的依赖大于对法律的信仰，反映在民众心中便是对包青天的需求要比对法的需求强烈的多，上访案件高居不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二，调解主体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可以根据不同的行业要求由不同的专业性行政部门进行调解，尤其是与行政管理有关的专业技术等特殊纠纷往往适合行政调解。第三，周期短，程序简便。行政机关调处社会纠纷一般为1～2个月，不服行政调解的救济渠道和方式方法明确。 行政调解的缺陷是：第一，行政机关的隶属性使不同级别的调解主体在调处社会纠纷时缺乏相对的独立性和客观公正性。特别在调处与行政管理有关的纠纷时，其不独立性更为明显。第二，缺乏程序规定，实践操作中随意性很大，容易滋生当事人对行政调解结果的不满。第三，行政调解结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比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由于调解不再作为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公安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纠纷的调处效力进一步弱化。基层劳动职能部门就相关事项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完全可以弃置不顾。 （三）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指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内容在自愿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由法院予以确认后终结司法程序的活动履行率远比判决高，免除了执行的风险成本当新的利益冲突要，法律，解决特定主体的特定纠纷提供一种缓冲机制，而同期全国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共500余万宗，可见人民调解组织对分流社会矛盾、缓解诉讼压力虽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其预期功能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究其原因，人民调解组织在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方面固然有不适应新形势需求的因素，而现行法律对调解协议效力规定不明确，致使人民调解缺乏吸引力则是根本原因。鉴于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调解协议首次被赋予了“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该规定成人民调解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又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