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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闾实我所认识大伯张学良 　　作为一个符号性人物，张学良已然带着一份神秘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但对于五十一岁的张闾实而言，伯父张学良在他的记忆里始终鲜活如初。他眼中的伯父，坚韧中不乏儿女情长，耿介中也存人情世故。然而，五十多年的软禁生涯带给伯父的无奈和悲苦却无人能体会，无论是基督教，还是无聊的美国生活，都无法激活伯父戛然而止在三十六岁的蓬勃人生 　　 　　 张闾实，张作霖第六子张学浚之子，张学良之侄。台湾高尔夫湾高尔夫之旅杂志社总编辑，今年五十一岁。 　　 2011年末，我们和张闾实约在天津见面，此时，他已在大陆生活了近五年。 　　 2010年，他选择到天津定居，直到现在。他说对自己而言，天津是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张氏家族从“九一八”之后迁移到的第二座城市。1925年到1931年，张学良住在这里，他就是在这段时间认识了赵四小姐，这里是他们恋爱的地方，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张闾琳也是在这里出生。 　　 1948年，张闾实的父母从天津离开大陆。张闾实的回忆正是从父母离开天津说起。 　　大伯竟是张学良 　　 1948年，我父亲带着家人离开天津，先到了台湾。在台湾待了一年，父母觉得不太适应台湾的环境，第二年便去了香港。在香港待了约有七年，又去了澳门。在澳门待的时间长些，有十几年，我就是在澳门出生的。我们在澳门生活得很安逸。父亲一直用张崇义与张尧卿的名字出外工作，没有人知道他是张学良的六弟。直到1967年有人来到我们在澳门的家中喊他“六爷”，我们才决定回台湾。 　　 那时，大陆的“运动”波及澳门，澳门的局势也越来越坏，我们终于在夏天的一个午夜，去了台湾。在台湾的新家，客厅里挂起了一张老照片，照片上一个老人身着军装拿着一把指挥刀，两边站着的两个小孩也身着军服。母亲告诉我中间的老人是爷爷，爷爷右边是爸爸，左边是五伯父张学森。但那时我并不知道爷爷就是张作霖，也不知道张作霖是什么人，更不知道我将要去见的人就是大伯张学良。 　　 隐藏身世和身份是父母一直坚守的原则，我们家的孩子也都是在这样的保护下长大的。 　　 与大伯第一次见面是在那年的圣诞节。那天，两台美制轿车来接我们全家。车开了近一个半小时才到大伯家。 　　 在大伯家的门外，我们被警卫验证身份达二十多分钟。进了大伯家，见到三四个用人在照顾他。大伯很老，胖胖的，头发很少，戴着眼镜，看上去比我爸爸大很多。大伯母赵一荻也在。我父亲只要我喊他们“大爷大妈”。当时大伯说一口浓郁的家乡话，嗓音洪亮，现在知道是东北台安口音，他出生在那里。 　　 父亲事先告诫过我，到了大伯家不要乱问问题，也不要乱说话。因为当时屋内到处是监视和录音设备。因此我们也不多话。就这样，在懵懵懂懂中，我认识了大伯。当时，我只有五六岁。 　　 这一年，分别居住在澳门、香港、台湾的张氏族人第一次在台湾团聚了。自1936年起，三十年来张氏家族的成员一直各奔东西，这次因为父亲决定返回台湾定居而有了这样的团聚。全家族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年三十晚上的团聚。虽然那时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但过年的欢乐已把那种气氛冲淡了不少。 　　 大伯非常高兴，因为他看到张家的“闾”字辈终于有男孩在台湾了；两位祖母更是开心，一见面就给了大红包，大伯也急忙从棉袄中拿出红包发给我们小辈，还嘱咐我们记得交给母亲帮我们收好，免得一会儿在花园玩时掉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从大伯父那儿领到红包。 　　 这红包一领就是二十年，虽然每年都是两百元，但那印着金色的“张”字的红包袋，拿回学校时都会引起同学的注目。 　　 从那时起，我们便常常去看大伯，但每次去看他，他都在山上的家中。当时以为是他年纪大了不想下山，而根本不知道他是被软禁着。 　　 从此我们便和大伯一起生活在台湾，直到三十年之后，大伯离开台湾。 　　陪被软禁的大伯过新年 　　 小时候我对我们家族的历史一无所知，大人们也讳莫如深，绝少谈及。 　　 我了解的大伯，是个普通老头，住在那个被宪兵围绕的地方。他养名贵的锦鲤和兰花，还有两三百只鹦鹉。鸟飞的时候很壮观，而他只在花园里看着。这个老头还喜欢钓鱼、射箭、看书。他从来不骂我们，也没打过我们，甚至我偷了他的锦鲤，打烂他心爱的兰花，把他的鸟放走，他也不生气。他永远待在山上，而我们可以在他的花园里面尽情地玩耍，但离开这里，整个世界便与他无关了。 　　 我虽然从小被大人告诫要少问关于大伯的事情，但我始终好奇。有一次我和小朋友打架，打到头破血流，回家被奶奶训斥：“要打，就像爷爷一样打出一个天下来！”这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想起家里客厅墙上的那张照片，隐隐觉得我们家和大伯跟那张照片上中间的那个人有关。 　　 那时台湾对西安事变的那段历史很忌讳。学校里的历史课上，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这一段。但家人之间的交谈，常常在只言片语中带出来。我自己慢慢梳理，但仍是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