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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拍过邓小平镜头拍生态 　　工作室里不算亮，柔和的灯光有如薄暮，有一搭没一搭的琴声就融化其中。这间小房子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院内三面的房间都由回廊连接，中间是个有亭有台的小花园，还有一小片竹林，优雅的中国风无处不在地透露出屋主的雅趣。 　　这间工作室属于眼前这位抱着民谣吉他的老人，黑头发、黄皮肤，慈眉善目，他边弹边说，流露出几分得意。 　　“我会弹吉他，因为我是纳什维尔人，那里人人都会弹吉他。”停了一下，他接着说道，“对，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出生在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在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长大。我叫刘登立，一个生态纪录片拍摄者。” 　　这个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美国人开始讲他的故事。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播放的那部环保纪录片里，刘登立操着标准的美式英语说着旁白；现在，尽管他主动要求用英语交流，但不时夹杂的中文却也准确、地道――谁也想不到，在来中国前，他会说的中文句子用一个巴掌就数得过来。 　　“我采访了邓小平” 　　和骆家辉一样，刘登立是第二代移民。父亲是中国人，在美国读了工程学位，后来和大多数中国移民一样，开了一家经营得不错的中餐馆，娶了一位苏格兰裔的美国姑娘。1952年，餐馆的少东家刘登立出生了。 　　刘父并未忘记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刘父就看到了中美互通的前景，第一时间回到了中国。再回到美国后，他就不断地跟儿子说，应该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 　　“那时，我还很年轻，而美国又是一个充满了乐趣的地方。”显然，刘登立更愿意抱着吉他留在熟悉的美国，他对帮助中国发展这种大事业不感兴趣。和众多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人一样，他对于现代中国毫无概念。1979年，父亲对他说：“你必须到中国去了。”这一年他27岁，几乎不会讲一句中文。 　　借看望在中国的奶奶的机会，刘登立来到了中国。学艺术出身的刘登立意识到父亲是对的：中国如同一个广袤的新大陆，如果要拍点什么东西，拍中国要比拍美国有意思得多。1981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中国成立了新闻办，刘登立去应聘，“我对他们说，要来中国工作，你们需要我。”凭着中国面孔和美国气质，刘登立马上被录取了，此后作为摄像记者兼制片人在CBS工作了10年。 　　1986年，作为报道团队的一员，刘登立参与了CBS主持人华莱士对中国的报道。“我是华莱士的摄像师，这一年一起采访了邓小平，轰动了全世界。可以说我全程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CBS，刘登立一直负责追踪中国的政治与商业报道，镜头里记录了急剧的城市化和工业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恶果――社会信仰崩溃、环境恶化、社会阶层差距拉大。他的理想有了小小的动摇。 　　1991年，苏联解体了，刘登立也离开了新闻行业。他想寻找更直接有力的表达方式。于是选择了拍摄纪录片，他转到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驻北京分台工作，制 作一小时时长的纪录片。三年后，他又到德国电视2台工作了三年。 　　 　　“该有人做些什么了” 　　“人类太善于索取，得到的太多还不知足，这才是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 　　时值1997年，香港回归让中国整体的社会心态急剧上扬。人们对经济越来越有信心。这一年，充满伦理争议的第一头克隆羊诞生，同时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新概念还有“环境污染”。 　　刘登立住在北京，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大都会，艺术家的敏感使刘登立对环境的恶劣变化分外关心。“我住在这里，我的孩子们都出生在这里，我们全都在遭受着污染的危害。”他希望可以有人出来，为环境做些事情。“我几乎每天都会说，该有人做些什么了。”但是，和很多人一样，刘登立嘴里的“人”是指别人，指政府，而不是自己。 　　“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太忙了，我不是专业人士，我还要挣钱养家。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许多人都抱有和我同样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刘登立变成了自己期许的“有的人”。他参与成立了“环境教育媒体项目”，把现有的关于环境的影片翻译成中文，引进到中国。 　　一开始，他和国际环境影视集团合作，从英国的4频道和BBC购进关于虫害治理以及水资源战争的纪录片。在引进了数百部英国纪录片后，他们决定自己来拍摄适合中国国情的生态纪录片。 　　刘登立找到了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申请建立相关的资料库和研究设施。环保总局在北京四环路上有一座耗资7000万美元的建筑，叫做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这笔钱来自日本对外援助。中心的7楼有一个750平方米的大房间，已经空置了3年。在这里，刘登立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图书馆的建设，现在它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环境信息资料库――中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资料研究中心。 　　在刘登立眼里，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生态问题。除了站在学术的角度研究水、湿地、草原、土壤等等，他们也会研究移民及一些社会问题。在社会研究中，他们发现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