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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 　　［内容提要］本文从著作权集体管理本身的产生原因出发，论述了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所谓的授权不应该仅局限在信托方面，还应当包括代理。同时文章以我国的现实国情为基础结合国际上一些有益的经验，论证了我国不宜按作品种类设立多个单一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而应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综合性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议该组织本着“兜底管理”的原则，量力而行，统筹整合以音乐著作权为重点的，包括文字、摄影、美术作品和电影等在内的各种著作权财产权利，确定其应管理的权利范围，并可依照不同作品的种类确定不同的使用费率，借鉴改造德国“总合同”的做法，进行统一收费和分配，逐步完善。 　　［关键词］著作权集体管理性质、集体管理模式、集体管理范围、集体管理方法 　　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法的研究和实务中的一个瓶颈问题。自1992年我国第一家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以来，著作权集体管理问题即深受关注，但1990年的《著作权法》对此并无规定，1991年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7条、第49条和第54条也只是零星提及。2001年的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增设第8条，确立了集体管理组织的非营利性和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但该条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法律地位和性质并不明确，本质上它更是一条空白性授权条款，至于今后国务院根据本条究竟如何进一步完善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的。笔者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一、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性质 　　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目前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被一致认可的定义，在我国，检索绝大多数文献，盖而言之，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在性质上属于具有公益性的信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法律地位上则是具有一定垄断性的在自愿许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间机构或者半官方机构。[①] 现在，通行的教材也基本持相同观点。[②] 但是，2001年《信托法》颁布之前，作为英美法概念的信托在深具大陆法传统的我国，其自身性质如何界定也是尚未厘清的，这给对著作权集体管理认识无疑也带来相当的困难。目前虽然在法律条文的依据上有新订的《著作权法》第8条、《信托法》第60条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4条等，然而笔者觉得，运用信托制度能否完全解决著作权人和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有疑问的。 　　英美法将信托财产上的权利一分为二，受托人享有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受益人享有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但信托对大陆法而言，却是个异数，难以从物权或债权理论加以合理解释。于是，学者们干脆回避传统大陆法权利体系的框架，认为它是一种动态的财产关系，即财产权内部各种权利形式和各种权利形式内部各种权能不断转换运动的形态，或者以民法特别法的视角分析其法律关系，认为它是独立于传统民法财产权利体系之外的第三种权利形态，但不管如何，都毫不例外地强调了作为信托财产最主要特征的财产独立性问题。[③] 我国《信托法》也分别在第15条规定了信托财产与信托人未信托的其他财产相区别，在第16条规定了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假如著作权集体管理完全采用信托方式就意味着：被管理的著作权就是信托财产，而信托财产是要与信托人（著作权人）相分离而独立的，其结果无疑就是著作权人一旦设立信托其除了被动的收益权之外，他不再对原属于其所有的的著作权有任何其他积极的主动支配权利。但是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态度是：凡是可能，都应尽量采用集体管理制度而不采用非自愿许可制度，但将集体管理扩大到没有重大实际困难和经济损失就可以由个人管理的权利，则是不可取的。[④] 所以，我们如果完全采用信托方式则显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尽可能地鼓励个人行使著作权的原则和捍卫著作权绝对性的立场相违背。不仅如此，在实践操作和法理上也有一些问题，例如，著作权人虽然将其某项著作权交集体管理机构管理，一般情况下，从此其权利行使均由集体组织进行，但是基于某种原因，有著作权使用人撇开集体组织欲与著作权人直接就使用著作权进行协议是否被允许？虽然多数人可能会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除非著作权人在授权集体组织时已经明确规定严格按信托要求进行外，这种情况应该被允许，因为从集体管理组织产生原因来看，法理上其管理的著作权范围只能是著作权人自己不能管或不愿管的其他部分，也即“兜底管理”的部分，这也涉及到后文将要论述到的总合同和纲要合同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实，所谓“授权”一词本身就含义模糊，它可以包含信托但不一定限于信托。各国立法例上，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信托性质的也只有日本以前的《著作权中介业务法》第1条第2款 “为一定目的，接受著作权的移转，替他人管理著作物的行为。”但2001年该法废止，被《著作权与邻接权管理事务法》代替，后者第2条规定了两类“管理委托契约”：一是“信托契约”，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