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东方朔大隐哲学.docVIP

简论东方朔大隐哲学 　　摘 要：东方朔是中国古代大隐哲学的开创者。追求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平衡和统一，是东方朔大隐哲学的突出特点和重要意义。这种大隐哲学思想已积淀成为并代表着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独特内容和重要类型，影响深远。 　　关键词：东方朔 大隐哲学 隐逸文化 　　 　　如果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洗耳翁”许由算起，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如果按照唐朝诗人白居易在《中隐》诗中的概括，中国古代的隐逸形式大致有大隐、中隐、小隐三种。依此来看，东方朔就是中国大隐形式的首创者，也是大隐智慧的代表人物。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了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黑暗、不公、残酷和凶险的东方朔，总结了历史和人生的经验教训，前无古人地开创并实践了独特的大隐哲学。 　　东方朔的大隐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据地歌》和《诫子诗》中。《据地歌》云：“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这简短的二十八字的歌吟，思想明确，感情真挚，语言平实，是东方朔大隐哲学的诗歌式的自白。在朝廷间避世，隐身于区区郎官的地位而不求显达，就是东方朔的“大隐”。《诫子诗》又云：“明者处世，无尚于中；优哉游哉，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慧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现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这首八十八字的整齐庄重的四言诗，是东方朔的“顾命之作”，也是东方朔大隐思想更为全面、深刻、集中的表达。东方朔的“大隐”就是避世金马门，隐居于朝廷。之所以称之为“隐”，是因为在朝廷这样显要的官场应当显达而东方朔却反而身处卑微的郎官地位如同隐逸；之所以称之为“隐”之“大”者，是因为在朝廷隐逸属于深藏不露，所谓大隐无形。相比之下，小隐最容易识别，中隐次之。朝廷岂是隐逸之所？这似乎是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因为在东方朔之前，隐居避世之士大都选择远离朝廷的深山幽林或田野蒿庐，前者如伯夷、叔齐，后者如长沮、桀溺。一般来说，隐逸是中国古???士人由于对现实不满而实行的一种对抗方式。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隐逸凸显的是隐逸主体对自我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的维护。至于隐居山野或朝廷，那只是形式问题。如果过于看重、拘泥形式，而不执守隐逸的原则内容，那反而极易走向其反面，走向如唐朝卢藏用那样的“终南捷径”。尤其应当强调指出的是：东方朔的大隐思想，视自我的生命价值和精神价值同等重要，它并不主张只有精神价值才是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东方朔大隐思想的要义和突出特点。 　　伯夷、叔齐原是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纣，他们扣马而谏；武王灭殷，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最后双双饿死于首阳山。古人以他们为高尚守义的典型。东方朔也曾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效法的楷模，“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但是，东方朔认为，伯夷、叔齐远离朝廷，隐居山林，不仅于现实政治丝毫无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成就了高尚的精神节操，实现了精神的价值，却在生活困顿中双双饿死，没有保全自我的生命，这种“贵心伤身”的处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的“肥遁无不利”的义理的，也不符合道家的养生之道。他们与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们有何区别？所以，尽管孔子称赞伯夷、叔齐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东方朔仍然直言“首阳为拙”，不取其道。 　　柳下慧的事迹在《论语》、《孟子》中都有所记载和评论。他为鲁国仕师（狱官），“三黜”而不离开父母之邦鲁国隐避他乡；他不以侍奉污君为羞辱，也不以官小而辞掉，在朝廷上不隐藏自己的才能，但一定要按他的原则办事。他自己被遗弃也不怨恨；身处穷困也不忧愁。即使是与乡下佬相处，也高高兴兴地不忍离开。他的名言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由此看来，柳下慧是一个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洁精神的两全其美的智者。所以，尽管孔子评说柳下慧“降身辱志”，东方朔仍然称赞“柳下为工”，效行其道。 　　总的来说，在秦汉之前，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士人在政治上是有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的。许由可以不接受尧的禅让而隐居箕山，伯夷、叔齐可以义不食周粟而隐居首阳；吕望可以佐武王伐纣而功垂千秋，苏秦、张仪可以凭借纵横学说而居卿相之位；孔子可以选择“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的政治态度，孟子可以对国君采取“说大人而藐之”的刚正不阿的态度。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建立之后，士人政治上的独立自由受到很大限制和迫压。至高无上的皇权、势力无边的皇威使得封建士人由独立自由转变为依附侍从，甚至有时要牺牲自己的人格，东方朔所处的汉武帝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期。东方朔对封建帝王的独断专行、官场吏制的黑暗不公有着相当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答客难》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