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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当前教育实践中价值偏向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 桐城 231400） 摘 要：当前，在教育实践中出现了价值偏向，主要表现为实利性、媚俗化和责任感淡薄等。为此，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继承优秀教育思想，坚持教育实践价值的正确取向，在教育内部建立有效地抑制和矫正教育功利主义的机制。 关键词：教育实践；价值偏向；矫正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3－0008－03 　　 收稿日期：2011-12-27 　　 作者简介：梁志斌（1963-），男，安徽桐城人，高级讲师，硕士，从事教师教育和古代文学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教育实践中的价值偏向应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一、教育实践中价值偏向的表现 　　 拨乱反正之后，教育已逐渐回归到教育本真的追求上来了，但现在，教育正在丧失自己的本真追求而呈现出一种新的价值偏向。主要表现为：实利原则侵蚀教育制度；趋俗媚俗的倾向日益严重；“专业化”损害了人文教育的本质；“家国天下”的责任渐渐淡出；等等。 　　 一些学校不是以崇高的理想引领人的发展，而是告诫学生应怎样适应当前社会。康德曾说，“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我们的老师和学校未尝不是这样教育学生。对“为什么要读书”回答的考量，折射的是理想的失落，房子车子位子票子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看书店里有多少所谓“成功法宝”、“谋略大全”、“职场宝典”和“交际指南”等图书成为畅销书就知道教育媚俗化已经有了多大的影响。 　　 当物化生存(即实利)成为社会基本的价值准则之后，我们就很少听到有学生去认真谈论人生、人性、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一系列关涉人生意义的话题。他们关心最多的是在一关又一关的考试中能否考出一个更高的分数，外语四六级能不能通过，能否顺利地拿到计算机等级证书，所学的东西在将来能否迅速兑换成钞票，将来能否找到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基础教育全面进入了公开的、以损害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应试教育的轨道。甄别选拔功能的泛化摧残了大多数学生的自尊，师生之间关系逐渐丧失纯洁高尚的色彩，师生都沦为分数的奴隶。那些考分一流的学校，不论其办学行为是否符合国家的方针和法规，学生的综合素质如何，而只因考试成绩好，升学率高，就被认为是好学校。这不再是局部性的现象，而成为我国现实的主流教育价值观。 　　 教育本应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仅就体质健康而言，青少年学生的耐力、力量等体能指标以及肺活量水平持续下降，特别是近十年来，下降的速度加剧，超重和肥胖学生的比例迅速增加，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 　　 “钱学森之问”叩击了教育的软肋。据说温家宝总理曾向几个大学校长求解，但均对答案感到不满意，于是课程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而前不久，叶圣陶撰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不啻是对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的无言刺激。北大初创时期即军阀混战时期云集的一大批学界巨擘，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西南联大培养的杰出人才，至今仍是我国教育最骄傲的资本，以至于朱清时感慨，国家科技奖最高的荣誉，每年奖给两个人，得奖人多数是民国时期培养的人才，且都是八九十岁了。 　　 许多职业院校，把“知识改变命运”和“技能创造财富”高高地挂在墙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误导。教育的本质不是谋生，而是唤起兴趣，鼓舞精神。靠教育来谋生和发达也是可以的，但却被我们过度重视了。教育从来就是培养人的事业，它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独特的方式，但它更多的是要引领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为人的发展培育精神的内核，为社会的发展树立理想的标杆。张扬豪迈、崇高甚至壮烈殉道的英雄主义精神，应强化为公民指向人类和国家的价值取向。当前，我们太多地注重教育的适应性，常常陷入犬儒主义的泥淖，造成教育的庸俗化和功利化，造成人们对教育核心价值的迷惘，使适应社会变成简单的迎合世俗。“工具理性一方面与国家层面的功利主义顽强地结合在一起，压迫人的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与个人层面的功利主义相结合，逐渐成为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理性基础”［1］。也正是由于对现实利益的崇拜，学校仅以增强学生的“浅竞争力”为最终目的，许多与竞争似乎无直接关系的教育内容就显得没有必要。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教育逐步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必须守护的核心价值、使命感和终极关怀等缺乏应有的地位，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