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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现实困境和认定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集资诈骗犯罪活动层出不穷，且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但由于我国立法机构在集资诈骗罪的设置上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这一罪名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备受争议，这些争议在浙江东阳吴英集资诈骗案中得到集中体现。因此，本文将结合吴英集资诈骗案的案情，分析集资诈骗罪现行立法的不足，提出相应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集资诈骗罪 困境 认定 吴英 　　 　　 一、吴英案基本案情 　　 吴英1981年出生在浙江省东阳市，18岁中专学习期间辍学经商，先后从事过女子美容、千足堂、服装等行业经营，期间积累资金千余万元，06年初产生扩大规模经营打造本色集团并上市的想法，之后开始融资。2006年11月吴英先后从林瑞平等11人处高息借款人民币七亿余元，06年8月至10月吴英连续注册了浙江本色集团及下属的概念酒店、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建材城、汽车租赁、婚庆公司等八个公司，并以本色集团的名义购买大量的商铺、房产、汽车、建材、珠宝、酒店用品、床上用品及广告位，同时进行了数千万元的股权投资，至案发时概念酒店、投资公司、建材城、汽车美容、洗衣店、担保公司等已进入试营业状态，2007年1月东阳市政府以公告方式查封本色集团旗下全部财产并遣散了全部工作人员。2009年4月16号此案一庭开庭审理，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2011年4月7号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2012年1月18日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二、集资诈骗罪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刑法第192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据此，要构成集资诈骗罪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第二是使用了诈骗方法；第三是进行非法集资；第四是数额较大。对于第四个条件数额较大司法适用中基本不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前三个条件。 　　 （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集资诈骗罪的主观目的，主观目的并不能通过直接观察予以认定，而只能通过相关证据予以推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罗列了七种情形，认为可以认定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对于上述七种情形，司法实践中认定最为困难、争议最大的是第一和第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其实是以是否“明知具有归还能力”的推定来代替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推定。但对于认定“明知没有归还能力”，其实并不比推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来的容易。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对是否明知具有归还能力的推定转换成是否已经归还或能否归还，以实际的结果来推定是否明知。在吴英案中，公诉机关认为吴英构成集资诈骗罪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其符合“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其主要依据是吴英所承诺的高利率、高回报率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据此，公诉机关认为，吴英明知自己客观上是无法偿还高利率的债务，其主观目的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即公诉机关对吴英是否明知自己具有归还能力的认定，是以吴英的融资模式是否可持续为依据的。如果融资模式是可行的，则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融资模式是不可行的，则符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对于融资模式是否可行的认定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因为融资模式的可行性不仅受制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和融资运行过程中所碰到的外在因素，更受制于当事人的商业运作能力。因此，有些看似不可行的融资，只要当事人有很强的商业运作能力，也不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何况，现在公诉机关对于融资模式的可行性的认定是事后认定，即以融资后的结果来认定融资模式是否可行，这种以事后融资模式的结果来推定行为人事前的主观目的，这种推断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所以，以融资模式的是否可行为依据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没有归还能力”是行不通的。 　　 对于第三种情形的认定，难点在于何为“肆意挥霍”。在吴英案中，法院认为吴英用集资来的资金购买名贵珠宝、高档汽车、给付他人钱财和追求高档娱乐消费，符合肆意挥霍的要求。但是这种认定却遭到多方质疑。首先，对于购买名贵珠宝，由于珠宝的价值并没有贬损，而且是吴英精心挑选的，可能还具有升值空间，所以说是“挥霍”，实则是投资。其次，用2000多万购买大量汽车，其是为旗下的婚庆公司配置的，并不是为本人专用。再次，对于给付他人钱财，她也是为了公司业务上的发展，即使这种给付行为是行贿行为，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其行贿的初衷是为了生意上得到照顾、给与方便，而不是自己肆意挥霍。最后说吴英为追求高档娱乐消费而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