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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报与小报比较 　　新闻传播事业在任何时代都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早产生报纸的国家，其新闻发展史也是备受关注的，特别是中国古代新闻发展史。中国古代报纸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官方的邸报，一条是民间的小报。中国古代的官报以及小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们同处于封建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必然会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控制，并为其政治利益服务。封建统治者是决不会允许自由报道一切消息和自由发表一切的。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最终都被近代报刊所取代，注定不能形成良好的气候。从某种意义上说，官报和小报产生于同一大环境中，有共同的促进要素，最后的结果也是同一命运，只是其中的成长过程不同。 　　 　　性质和地位不同 　　 　　古代官报一直占有主导地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戈公振先生1927年在《中国进化之概观》中说：“自报纸历史上言之，邸报之产生，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这一特点是和中国的社会体制相对应的。古代官报从诞生之日起，基本上就是为政治服务的，编发报纸都是在国家的行政体系范围内，阅读报纸的读者也主要是各级官员、在朝或者在野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可以说，它的出现、发展是一种历史的需要。历代统治者也用这一工具来维护和实现其对国家的统治与管理。 　　小报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最先出现的非官方报纸。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悲剧色彩，总是以非法、非常的面目出现，又总是被定性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造谣欺众”、“诳惑群听、乱有传播”，“撰造无根之言”。小报的地位，用不具权威性，又为当政者忌讳，多处于被禁、地下状态等来概括是最恰当不过了。 　　 　　报纸出现称谓及演变不同 　　 　　中国古代官报发行的地方体制雏形产生于唐代中期，即“进奏院状报”的出现。该状报不定期地由进奏院向地方藩镇传发，其信息大多数为国家政事活动，时间上往往早于正式发布的朝廷官方文书。后来孙樵《经纬集》卷三《读开元杂报》中提到，“杂报中也都是国家政事”。所以有学者认为“开元杂报是当时中央朝廷所编发的政府公报性质的官报”。其实古代官报本身就是政府文告与新闻报纸的杂交儿，两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唐代现存的两份官报，是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两张进奏院状的残页。除了朝廷官报外，还有一种“藩镇情报”，这种“藩镇情报”由藩镇自置于京城的进奏院抄发，故称为“邸报”、“邸吏状”。官报被概称为“邸报”，始见于宋代。首次出现“邸报”一词，应是在《宋史韩琦传》中，范仲淹写给韩琦的信中提及“顷接邸报”的有关内容。此后，“邸报”基本从官方文书中分离出来，成为官方传播政事信息的重要载体。宋代的邸报是唐代朝廷官报和藩镇情报的统一体，到了宋朝末年，开始流行“朝报”这一名称。历代文献中，有关元代报纸的记载甚少，以致于可以说从唐代开始的邸报制度至元代中断。明朝建国后，恢复了朝廷官报，我们一般称为“邸报”，有时也称为“邸钞”。清代朝廷官报称为“邸钞”，有时称为“京钞”、“阁钞”、“科钞”。这是古代官报的出现及其称呼的变化。 　　流行于社会上的小报也并非是出于一家一人之手，它始现于北宋中后期，盛行于南宋，并且正式被称之为“小报”。宋代以后，小报并未绝迹，明、清两朝时有出现，当时称为“小本”、“小钞”、或“报条”。这些小报都同样受到当局的严厉查封。 　　 　　报纸的特征不同 　　 　　与唐代的“开元杂报”和两份存世的“敦煌进奏院状”相比，宋代的官报具有更多的报纸特征和封建官报的色彩，更接近于大众传播工具，具有历史性的、开拓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宋朝官报是一种在封建中枢部门统一管理、审定、发行到中央各个机关和各地方军政单位的官报，是朝廷信息的中央机关报，它开了中国古代报纸印刷和朝廷官报市场销售的先河；读者面从各级官员扩展到知识分子，信息量逐渐加大，新闻的时效性也有所加强，它每五日或十日编辑发行一次，是定期发行的公开出版物。对于它的管理，宋朝还实行了“定本”制度。 　　明朝的封建官报又与以前的朝代有所不同，它不设进奏院，而是由中枢部门统一安排它的发布抄传的工作，有三个环节：通政司、六科、提塘。通政司汇集各类题奏和地方上报的信息，也就是臣僚们的奏章，要让皇帝看见，必须经过通政司。因此朝野人士对这个部门都十分重视，称为是“朝廷的喉舌”。六科收集和发布有关的诏令和题奏；提塘将这些诏令和题奏从六科抄出，经过筛选和复制，传发到省，再传到府县，通过辗转抄录，在各级官绅中传阅。 　　清代的官报，参考明代的建制，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直到20世纪，才被《政治官报》之类的新型官报取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报比上述说的官报更为先进。我们仍从报纸的特征来看。首先小报的内容较为丰富，可读性较强。邸报的内容很局限，无非是皇帝的活动、诏旨，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这些正常的朝廷政事。小报比起邸报来，内容则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