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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心冷副刊编辑思想 　　何心冷，天津《大公报》的副刊编辑。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以一支深刻隽永之妙笔，赢得了读者的喜爱。天津《商报》编辑吴云心说：“天津市民尽有人不知道大公报有张季鸾，但不知何心冷者甚少。”① 　　1922年，何心冷被上海国闻通讯社录用，开始步入新闻界。1924年，胡政之在上海创办《国闻周报》，何心冷的才华得以充分体现，该报的封面题字、广告撰文、补白以及出版事务，几乎全由他一人操办；《国闻周报》第一、第二卷每期都有他的小说、小品文、电影评论等。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组建的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何心冷被调往天津，首先创办了《艺林》副刊，此后直至1933年10月29日病逝，何心冷又先后担任了《铜锣》、《小公园》、《电影》、《儿童》、《体育》等副刊的编辑工作。何心冷辛勤耕耘《大公报》副刊7年有余，提升了《大公报》副刊的社会地位与影响，使其与新闻版并驾齐驱，成为深受各阶层读者关注与欢迎的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面社会人生 　　 　　新记《大公报》复刊以前，《大公报》本无副刊可言，当时只有游艺性质的专栏附在报纸的最末一张，占有不到四分之一的版面，除了连载长篇小说外，基本上只刊载一些戏剧、游艺广告性质的文字。1926年9月1日，何心冷接手后，首先将游艺栏更名为《艺林》副刊。《艺林》副刊除了刊载小说、有趣味的诗词和笔记、戏剧电影的批评外，还增加些“流行的时装”与“社会的写真”。何心冷在《艺林》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像天津那么大的一块地方，可以说的事情真多，国家大事固然要说说，就是里巷间的琐事，也许谈谈。只要是和天津大多数人有关系的事，便免不了要说上几句。这么着，读者看了既觉得报纸的确和自身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说的也觉得说得有些意思。”②在何心冷的主持下，《大公报》副刊向着关注社会人生的方向发展。 　　1927年，何心冷的报纸副刊编辑思想进一步明确。在他看来，副刊要想改变自身在读者心目中的位置，必须改变副刊的纯娱乐性质，转而直面社会现实生活。1927年3月7日，何心冷主编的《铜锣》副刊创刊，他宣称：“大家打盹的打盹，睡觉的睡觉。木铎声音太低，惊不醒他们，我们只好在他们耳朵旁边打铜锣，难道还能装睡?”③为了唤醒民众，《铜锣》刊载了大量的讽刺性小品文字，以三言两语的方式，讥刺社会上的各种不良现象。 　　1927年9月1日，《艺林》改名为《副刊一》，专载小说与诗文；《铜锣》改名为《副刊二》，专载新闻性的稿件。1928年1月1日，《副刊一》与《副刊二》合并成《小公园》，直至去世，何心冷几年如一日，辛苦耕耘这方小小的园地。何心冷在其主持的《小公园》上，以“园丁”的身份，连续为“如是云云”、“蜂尾”、“镰刀”、“仙人掌”、“三言两语”等专栏撰文，对社会畸形与人生病态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对于贪官污吏，何心冷力加挞伐：“官吏犯赃，监禁枪毙，都太便宜了他们。应当罚他们做修马路的苦工，让他们锄头铲子不离手，始终干他们刮地皮的生涯。”④对于土豪劣绅，何心冷深恶痛绝：“至于土豪劣绅，对着军阀献媚也是他们，替军阀为虎作伥也是他们，到了革命以后满口的三民五权也是他们。一个不小心，便被他们瞒哄过去。那么究竟也有方法可以辨别出来吗?有。只要看，在每种势力嬗递中，不论换的是张三李四，他们永远的活动，永远的占有一部分恶势力的，那就是土豪劣绅显明的招牌。”⑤对于军阀混战，何心冷大加嘲讽：“你来扩张军备，我来添造军舰，早晚还不是替收买旧铜烂铁者多预备一些材料，真是何苦?我倒希望大水到中国来冲一下，先不先可以将那满地腥血，洗个干净。冲过之后，地面上结成了光滑的冰，让那班东奔西跑专爱打架的朋友一个也站不住脚。”⑥对于艰辛谋生的穷苦人，何心冷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在冬天北风怒吼的时候，所苦的不过是几个穷人。至于那班阔人们，家里有的是暖气火炉，即便出门，也有那透不进风去的汽车可坐。他们尽可以在风雪飞舞中隔着玻璃窗看那在寒风中颤抖的人们。到了夏天，不论你贫富，一样的觉得热，固然阔人自有他们的取凉之道，但是遇到闷得透不出气的热天，你再阔些也是一样的难过。幸亏有了公平夏天，才给穷人们出了一口气。”⑦这种同情的背后，是他对社会贫富不均现象的深恶痛绝。 　　 　　尽忠告的责任 　　 　　何心冷致力于社会改良，《大公报》副刊是他进行舆论监督的有力武器。在他看来，记者、编辑手中的笔，不是用来“捧”的，而是用来“批评”的，以此引导社会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 　　《电影》专刊创刊时曾明确宣称：“我们这小小的《电影》，是想给电影观众一些辨别电影好坏的帮助，所以希望作者多赐些不含有‘捧’的性质的稿子。”⑧在何心冷的主持下，《电影》副刊连续刊载批评中国电影界的文章，以求为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电影界打一剂强心针。何心冷坦言：“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