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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舆论社会矫正功能 　　摘要：公共舆论是社会强制性规范的必要补充，对社会行为规范有着清晰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揭发与揭露公共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弥补公共政策的漏洞、对社会丑恶现象的鞭挞。公共舆论是社会民智的集中反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公共舆论　揭露犯罪　弥补漏洞　弘扬正义 　　 　　公共舆论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强制性规范――法律法规的必要补充，对社会行为规范有着清晰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虽然公共舆论的矫正与纠错的功能是间接地、通过有关政府职能部门来促使问题的解决，但其独有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可替代的。公共舆论的社会矫正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揭发与揭露公共领域中的违法犯罪行为。公共舆论的监督、揭发、揭露是发现和制止公共领域中违法犯罪行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由于权力的先天腐败性和人性中恶的成分的存在，无论以何种方式产生的统治者，在掌握和行使政治权力以后，都完全有失去控制、以一己私欲损害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可能。因此对权力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它构成了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核心。根据人类的政治经验。政治权力具有普遍的被非公共运用倾向，孟德斯鸠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事实上。官员的道德自律是有限的，滥用职权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这些官员们“东窗事发”大部分是被揭发、举报或是舆论揭露的结果，有些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没有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是不可能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的，也许就蒙混过关、逍遥法外了。比如“躲猫猫事件”就是由于公共舆论的强烈介入，从而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和惩罚的一个典型案例。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因重伤人院，因“重度颅脑损伤”于2009年2月12日6时57分不治身亡。对此，云南晋宁县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声称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的。这??是著名的“躲猫猫”事件。在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成本之后，才最终认定“死者系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无独有偶。就在曾惊动一时的昆明市“躲猫猫”、“死角角”事件之后不久，河南鲁山再传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意外死亡事件!犯罪嫌疑人在提审时喝开水突然发病死亡。“给公众选择观点和信息的自由，其实就等于给了他们政治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得很严，那么很快这个国家的政治氛围就会紧张。”事实表明。越是在事件发生后“躲猫猫”越是被动。再联系“周老虎”事件、邓玉娇事件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遮掩手段和隐匿真相手法，事实终究会败露，这也正是类似的公众事件因“躲猫猫”而得出的惨痛教训。 　　可以说，如果没有舆论的介入与揭露，这些违法乱纪、草菅人命的案件就不能得到及时处理，犯罪行为就不能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公共舆论“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便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而且“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权威的行为”。 　　其次是弥补公共政策中的漏洞和缺陷。公共利益是一切政策问题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和目的。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价值为基础，以确保公共利益的增进和合理分配为坐标，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其效果的衡量标准。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受政策主体价值选择的影响，表现出多元的形态，“在实际操作中，受各种因素影响，价值取向极易出现偏差”。所以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本质上都是“试验的”，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尽管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出台，各级政府部门都是慎之又慎，但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才能发现其中的不足和漏洞，对这些公共政策反映最集中、最快捷、最全面的就是公共舆论。 　　2009年10月14日晚，河南小伙孙中界在上海被南汇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钓鱼执法”。10月20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执法局发布调查报告称他们执法无误，并再次声称孙中界涉嫌非法营运。而公共舆论纷纷质疑此事涉嫌“钓鱼”执法。对这起事件，上海市委领导明确表示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布的所谓调查结论是在未经深入调查、仔细核实的情况下简单草率作出的，与事实不符，误导了公众和舆论。损害了上海和浦东的形象。 　　上海发生的“钓鱼执法”事件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有鉴于此，《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于2010年2月22日起正式施行，这意味着全省涉及50多个行政执法部门的近15万名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将受到依法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城管执法被重点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有八条高压线，一旦行政执法人员出现违法行为，将会受到严惩。 　　可见，公共舆论对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起到了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