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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内心忠诚,这是职业化底色 　　主持人：张志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宾：江艺平，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主管《南方都市报》。曾任《南方周末》主编 　　 　　记者不要自我设限。如何把关是管理者的事情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这次主要想跟您聊两个话题，一是关于《南方周末》调查报道的大致脉络，尤其您主持阶段的一些感受；二是关于您现在主管的《南方都市报》，它的困惑、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打算。先说说《南方周末》的调查报道吧。 　　江艺平(以下简称“江”)：《南方周末》的深度调查主要从1998年开始。1995年、1996年组建记者部，是记者独立化的开端。之前，长期以来都是朱德付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做，他也不愿带记者，一个人到外面采访写稿子很方便。当时，体制内的编制也有限。1995年以后开始陆续招聘记者，那时候出现了中国第一批比较职业化的记者，当时的广东报纸像《粤港周末》，在这一点上跟我们是同气相求的，当然也有一点竞争关系。 　　张：现在回过头来看，上世纪90年代后期《南方周末》在全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主要原因是什么? 　　江：我想，一个是靠它的新闻品质，让读者信赖。在当时那样一个舆论管制的环境下，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事实的真相报道出来，《南方周末》可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大家会相信它的报道比较接近真相；再一个，就是它内在表达出来的对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坚持，内在表达出来的气质，让大众和知识分子都觉得这是他们需要的一个方向。虽然这是不断重复的主题，但通过每个版面年复一年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内在气质让读者认同它、认可它。 　　如果那个时期可以称为一个“时代”，也是《南方周末》创办人左方先生开创的。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这个人，他的取向肯定会跟报纸有一定的关联。我知道，我的长处不是在管理上，而是对常识的认同，出自入的本真的追求。你坐在那个位置上，你做的事跟这张报纸是一致的，没有什么患得患失。 　　曾跟范以锦聊天，说到他内在的勇气，因为把位置看得很淡，他就可以承担很多东西。在《南方周末》遭受重创的时候，大家当时很??甘心，他在讲话的时候就告诉大家，他会跟大家一起担当，但同时也要保护大家，保护这个集团，“我是把乌纱帽放在桌子上工作，你们随时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走”。集团里很多人都不会很在意个人得失，对报纸愿意承担一些东西，在这个位置上做一些事情，这是很自然的。 　　张：《南方周末》比较民主的业务氛围是怎么营造起来的? 　　江：一方面，这个团队有一种内生的民主平等意识，对管理者也是很大的推动，要顺应团队这种诉求。另一方面，报纸每一期出去，市场反馈很及时，我们的印点、印厂会给我们反馈，读者跟他们的交流会及时地反馈回来，这个版加分的，那个版减分的……这种机制特别灵活，特别快。程益中说他办报不看读者来信，但我还是看，觉得读者来信还是很重要的，可以反映读者对我们的核心板块的意见，对《南方周末》应该坚持的价值观也起到很大作用。 　　当时在《南方周末》，有两个人特别较真，曹西弘和鄢烈山。曹西弘是“消费广场”版的编辑，他也是个流浪记者，非常草根的一个人，具有赤子情怀。“消费广场”推动了公民权利的主张和维护，这种启蒙《南方周末》做得最早，也是奠定了它品质的重要部分。当时的“消费广场”，不是宏大叙事的那种，一点一滴的，做的多是个案。从读者来信的反馈看，它在市场的认同度是最高的，给报纸挣分很多。西弘也很不容易，1997～1998年关于公民维权的报道，惊动了官方尤其信息产业部，一些被监督的企业能量很大，通过各种关系施加压力。加上西弘本人思想特别活跃，当时就很受注意，上面要求这个人不能留在报社，当时大家就跟他商量，委屈他变个名字，他就用了“东白”的笔名。我们社长也装糊涂，上面问起这个人是否还在报社，社长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当时强烈地感觉到，这样的人对《南方周末》实在太珍贵了。 　　张：你们当时做的大量报道会涉及到企业利益或者地方政府利益，一定会受到各种控制、阻碍和干扰，既需要记者去突破和克服，也跟管理者的勇气和担当密不可分。杨海鹏举过一个例子，他在浙江采访，你打电话去说，你做的这个东西，老同学打电话来了。他心里咯瞪一下，觉得做不了了。结果你却说，既然打电话来，说明确有其事，你就继续做吧。 　　江：当时，我的同学是在广东省工商银行当副行长，大概受浙江朋友的委托，给我来电话。杨海鹏的采访做得很扎实，我们的记者在事实方面，基本上没有出过重大事实的错误。 　　张：您觉得，面对风险，管理者先于基层编辑记者来承担是一种更好的处理方式么? 　　江：我觉得是。那种“关口前移论”很容易让一些管理者把把关的压力都压到一线记者身上，这样，记者就会想我是不是还需要为这个冒险，就容易自动退缩了。李文凯说，这种把风险都压到一线记者身上去的管理方式，其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