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 在光荣与谩骂帽檐下轻轻穿过.docVIP

张艺谋 在光荣与谩骂帽檐下轻轻穿过 　　从1997年张艺谋第一次瞄准贺岁市场、执导都市喜剧片《有话好好说》开始，人们对张艺谋的批判与谩骂就随之相伴。人们怎么能容忍一个拍出了《活着》这样伟大作品的导演去“掺和”贺岁片、拍“一点都不艺术”的闹腾喜剧呢？ 　　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张艺谋一直离经叛道下去，推出了一系列“莫名其妙”的作品，他再也不是那个在《红高粱》中张扬民族旺盛生命力、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批判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艺术家了，再也不是“标志着影像意识觉醒的横空出世的第五代”了，再也不是醉心于民族历史寻根的“第五代”了。人们所熟悉的艺术大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能驾驭各种题材的多变导演。 　　 　　以贺岁喜剧拯救中国电影市场 　　20世纪80年代，受欧美电影暑假、圣诞节档期的启发，香港电影人引入了贺岁片的概念。1981年，嘉禾公司推出由许冠文、许冠杰和许冠英三兄弟主演的新片《摩登保镖》，在春节期间上映，一举成为香港首部票房过千万元的国语片。此后，每到传统的农历新年，就会有一批由众多当红明星主演的搞笑故事片登台，把欢乐喜庆的气氛带给市民。早期有《八星报喜》、《大富之家》、《花田喜事》等片，后来有黄百鸣的家庭喜剧、成龙的动作大片、周星驰的无厘头贺岁电影，不管是热闹喜剧，还是动作片、警匪片，各种类型的贺岁影片基本上都汲取了搞笑、浪漫爱情、动作、歌舞等元素，深受观众欢迎，正如《春节联欢晚会》改变了内地人过除夕的方式一样，贺岁片改变了香港市民的节日庆典仪式。 　　20世纪90年代，当好莱坞大片横行中国、国产电影不景气、国内电影市场前所未有的低迷时，关于类型片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中，内地电影人从香港引进了贺岁片模式，企图拯救“艺术有余而娱乐不足”的国产片，张艺谋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趋势，成功地推出了贺岁喜剧《有话好好说》。 　　如果说张艺谋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活着》开启了一个用民俗奇观、传统礼仪叙事的时代，那么，随后的《有话好好说》、《??福时光》则体现了他开拓更多电影类型的尝试与挣扎。他一改往日的艺术腔，直奔娱乐主题，把电影变成了小品大串烧。在《有话好好说》中，民工赵本山拿着话筒，按男主角姜文的吩咐，对着高楼上的女主角瞿颖喊：“安红，我想你想得想睡觉”（而姜文的原意是“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在影片中观众享受了春晚小品般的铺面热浪。《幸福时光》中工人赵本山与徒弟傅彪帮助盲女孩的故事，也让观众过足了小品瘾。到了2009年的《三枪》，直接让当年人气旺盛的小沈阳等人在银幕上表演东北二人转，把小品的夸张嬉闹发挥到极致。这种小品大串烧的贺岁模式，以幽默、自嘲、插科打诨营造了一个个笑料，迎合观众过一个热热闹闹大年的心理渴望。按张艺谋自己的话说，30个小品就成了一部电影。当然，这种理解也过度简化了电影与娱乐的关系，使天生具有讽刺与解构功能的喜剧变成了格调不高的闹剧，这也是为观众所诟病的地方。 　　从《活着》向《有话好好说》的转型，也体现了张艺谋对时代文化走向的敏锐把握。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一个有着浓厚艺术气息的年代，是精英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舞台。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中国的市民社会逐渐成长起来，以市井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开始走向幕前。在《有话好好说》中，张艺谋让李保田饰演的“传统知识分子”被姜文饰演的“当代混混”不停地戏谑，并受到多个市井油条的折磨。这名传统知识分子在喧嚣的市民社会里处处受制于人，最后，这位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做出了拿起菜刀砍人的疯狂举动，而成天嚷着要砍人的“当代混混”反而成了劝架者。在影片中，张艺谋用镜头的晃动、频散，阐释了这个喧嚣时代的不稳定感与焦虑气息，纪录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向――整个社会一头扎进大众文化的娱乐浪潮里，四处弥漫着远离神圣与严肃思考的狂欢气息。 　　 　　中国贺岁大片的光荣与尴尬 　　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太平洋西岸负责任大国”的崛起，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然而，我国电影真正走向国际主流市场的，只有古装武打片。尽管此前的《红高粱》、《活着》等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成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的标志，但是，这些文艺片只是在国际电影业界人士中有影响，对普通外国观众的影响力还是有限。实际上，在普通的欧美观众中，《活着》等片的流行度，还不如20世纪70年代李小龙的功夫片。张艺谋再次凭借敏锐的市场直觉，意识到古装武侠片对国内、国际市场的独特价值，于2002年底推出了绚烂多彩、奢华绮丽的古装武侠大片《英雄》。 　　在《英雄》中，张艺谋抛开了以往小成本文艺电影的制作模式，开启了商业大片贺岁的先河。全片使用豪华的明星阵容，用李连杰打开国际市场，用张曼玉、梁朝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