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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于人民幸福教育家 　　1891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六日），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在钟灵毓秀皖南黄潭源村诞生。对现实生活中贫病与痛苦的切身体验使他产生行医济世思想，参与辛亥革命地方议会与武装暴动的经历以及金陵大学的学习生活，使他开始思考更深层的社会问题，终成为医治人心而非人身的教育巨匠。 　　一、止于人民幸福选择终生从教 　　陶行知在人生中选择教育，是由于他主张民主共和，反对专制横威，认为“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主张共和应重视个人之价值，唤醒个人之责任，予个人以平等之机会，谋国民全体之福利，应“视人民为社会之主体”，而共和发生危险的原因在于国民程度不高、“媚民政客”与“选举理事”式的伪领袖存在、“一党自画”的党祸难防、乌合之众的多数横暴现象出现，陶行知把防止共和险象的目光投向了教育： 　　 　　“避之之道唯何？曰：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消而消，真领袖不期出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 　　 　　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关键在于清除专制荼毒，启发人的自觉，反对施行愚民政策。他在美国留学原本学的是政治学并在伊利诺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当他进一步认识到学习市政将来只能做官，不能真正建立民主共和的国家，而在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官员，于是便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教育，进一步坚定了他献身教育的人生目标。 　　1915年12月，他写信给黄炎培，表明了自己的人生定向，询问中国教育最急要的问题。黄炎培回复称这也是自己“?触于心，极愿掬以奉告者，盖江苏最急要之问题，无过于教育与职业之联络”，慨叹当时“所谓教育者，不惟不能解决世界最重要之生计问题，且将重予生计问题之困难”，引发陶行知对职业教育的系统思考而写成《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 　　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致罗素院长的信中道：“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陶行知亲身参与过的武装起义和议会工作让他感到新建民国犹如聚沙成塔，存在着种种严重缺陷，单纯的武装斗争的结果只能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因此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国家最为根本的途径是教育而非军事，唯有教育才能改变人心，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 　　1917年8月，陶行知离美回国，在轮船上和同学们畅谈志愿时豪迈地说：“我的志愿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一介书生，无钱无权无势，却立下如此宏愿，实令人惊诧，他不仅是这样说，而且毕生始终不渝地朝这个目标去做。他抱着建立民主共和中国的宏愿改造教育，提倡新教育，改革旧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 　　二、止于人民幸福创立生活教育理论 　　在教育实践中，陶行知感到旧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是吃人的教育，它不只叫人吃别人，还教人吃自己，是不可能创造人民幸福的，因此不仅要提倡新教育，还要建立新的教育理论。因而他主张叫人创造幸福的生活教育，它要教人做人，教人生活，教人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它要教民众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政府的主人。 　　这种新教育理论是为了适应建立“富而强的共和国”的需要，一方面要培养好领袖，另一方面要培养新国民。其目的一方面使学生具有利用自然界的能力，一方面谋人类共同的幸福。于是他大力倡导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以实现师生选择得当，“教学咸得其宜，则国家造就一生利人物，即得一生利人物之用。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他倡导男女同学，认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学校的情况下，以求精神粮食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既不能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 　　在晓庄学校建立三周年纪念日，陶行知发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提出：“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有了爱便不得不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爱可以流露出来完成他的使命。”于是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行是知之始、政富教合一的理念在试验中逐渐建立，社会的中心问题便成为学校的中心问题，生活教育是教人做工求知识管政治的教育。我们共同的使命便是教导乡下的阿斗做国家的主人，“凡是凭着特殊势力，以压迫人民，致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达的，都是我们的公敌”，要负起这个使命，不能不有特殊的修养：一是自立与互勉，做人中人；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立法，共同守法；三是自由与纪律，晓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