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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和司法冲突及对策 　　民意和司法相对独立、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两者能否实现良性互动，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相互纠结冲撞，使得民意和司法的冲突如此凸显，以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关于冲突的成因及解决对策众说纷纭，相互激荡。综观之，笔者认为，任何社会问题的形成都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认识和解决热点、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能抛开对复杂社会现实的拷问和综合治理。化解民意和司法的冲突也是如此。 　　民意和司法冲突的现实性 　　民意和司法的冲突，是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张力与司法不力的冲突，是众多社会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和典型代表，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现实性。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快速推进，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程度不断提高，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觉醒、高涨。面对突发案件、热点事件，显示出了空前的参与热情。他们通过媒体发表对事件的看法与处理观点，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去探明真象，并希望他们的行动、观点能影响事件，使事件能顺着他们的愿望得以圆满解决。然而，由于法律知识的局限性、对司法活动的非专业性理解，使得他们的观点朴素、感性、情绪化，于是出现了他们的意愿与司法的冲突，这是非专业的理解与专业化司法追求间的冲突，更是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法治愿望的高涨与自身法律知识不足、规则意识缺失的冲突。 　　彭宇案中，不少民众都认为，好人就得有好报，做好事还得赔钱就是不合理，做了好事还赔钱，以后谁还做好事；邓玉娇案中，舆论一边倒，认为身为官员竟强迫良家女子卖淫，死有余辜……民众从道德感情出发，去评判案件，至于法律的规定、案件的细节，等等，在民众那里似乎并不重要。而司法机关要去搜集案件的证据，任何细节都不放过。法官更是要让证据说话，通过案件证据的认证质证进行推断，依据相关法律进行判断，还要考虑判决结果对规则形成的深远影响。很多时候，正是公众缺少这种专业的法律人的思维，??少对判决结果的规则意义的认识，缺少对法律保持刚性的社会稳定价值的认同，不懂得因法律的刚性而造成个体实质不公是实行法治付出的必要代价，而这种不公也是完善法律的动力之一，才肆意宣泄愤怒，甚至不顺其意愿改变司法审判结果决不罢休，从而使得民意与司法要义剧烈冲突。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法律不健全的冲突。这使得他们对法律知识极端渴求。并努力用所学法律知识去评判案件。当法律的不健全伤害到他们的公平心理时，他们愤而鼓呼，向司法施压，从而造成司法与民意的冲突。 　　许霆案中，民众认为，许霆利用ＡＴＭ机的漏洞“取”了１７．５万元就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些令人厌恶的、祸国殃民的贪官贪了几百万上千万甚至几个亿，也不过判了十几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缓。两者相比较，法律对许霆太不公平，法院判决太不合理。于是，对许霆的一审判决在媒体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而且一浪高过一浪。任何对案情的分析，只要对许霆稍有不利，都会招致围攻与谩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法院不得不启动特殊程序，对许霆案进行了重新审理，改变了一审判决。许霆的父亲公开对媒体表示感谢。该案也被称为媒体的胜利。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包括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我们既没有健全的法律可遵从，又缺少敬仰法律的民意来支撑，问题的出现就可想而知。许霆案的判决结果，与其说是媒体的胜利，毋宁说是偷盗与贪污、受贿在定罪量刑上存在着不协调问题的反映，是立法对ＡＴＭ机等新事物过于迟钝的反映。因而是缺乏引领的民意与不健全的法律的冲突，是法律不健全条件下审判对民意的回应。 　　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与官方权力傲慢的冲突。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觉醒、高涨使得他们要求政府行为公开、透明，给他们以知情权。一旦知情权遭到忽视、冷落，他们就会通过自己可以借以使用的渠道，表达不满，并穷追不舍，寻求真相。“７０码”案、邓玉娇案、躲猫猫案……之所以从普通的刑事案件发展成为沸沸扬扬的公共事件，无一不与公众知情权被官方忽视、冷落有关。 　　“７０码”案中，官方显然低估了民众的智商，认定的车速７０码，与造成的伤害结果不相称，于是公众展开质疑，迫使民众眼里的官方，也就是相关权力部门对胡斌车速进行了重新界定，改变了７０码的说辞，还以“８４．１~１０１．２km／ｈ范围”；邓玉娇案中，警方的草率定案，可以说是对公众知情愿望的践踏，于是公众对以强欺弱谴责、对案件细节“较真”，让案件步步逼近真相；躲猫猫案中，官方对民众知情权的忽视，用傲慢至极都不为过，于是“躲猫猫能让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撞死？”“太离奇！”民众恼怒，不懈追问，终于揭出牢头狱霸行凶的事实……凡此种种，都让人觉得官方是在保护某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