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最关键是“找人”.docVIP

深度报道最关键是“找人” 　　在网络盛行的现在,信息的即时提供无疑已成了平面媒体的短板,这就使得深度报道的价值与意义凸显了出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这些业内领先的报纸,其成功无一不是因为优秀的深度报道。可以说,深度报道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一张报纸的品牌影响力的大小。 　　下面我结合自己的采访经历,谈一下对深度报道的体会:关键是“找人”,成功与否有时候就取决于能否找到关键人物。 　　“找人”是深度报道的第一个瓶颈 　　由于深度报道的题材大多有一定敏感性,很多采访对象都不愿接受采访,而且很多时候记者在外地采访,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因而“找人”往往成了深度报道中的第一个瓶颈。 　　在我做的《厅长落选前后》这篇报道中,由于采访的是河南住建厅厅长?敏意外落选的事情,因而到郑州采访之初屡屡碰壁,所接触到的几位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和住建厅的工作人员都拒绝接受采访,当时采访几乎到了难以进行的地步。而后来,在与后方编辑沟通后,我们决定改变采访方向,先易后难,就找到?敏原来工作过的郑州二砂厂的家属院,找到她的老同事来谈他们眼中的?敏,这样采访有了突破口。 　　但找到这个破败的工厂家属院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由于厂子败落改名和连年城建,这个地方已经没多少人知道。但事后证明这个麻烦费得很值。接下来又接触了几位当地媒体同行,他们中有的就是住建厅的跑口记者,这样就有了“媒体眼中的?敏”。 　　后来在河南当地一位媒体朋友的帮助下,我又接触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数位委员,这也正是我们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一步。但核心新闻人物?敏如果采访不到就不能算成功,由于?敏当时不在河南,因而只能进行电话采访,而打听到了?敏的电话也确实费尽周折。 　　后来在编辑的建议下,我临走之前又来到河南住建厅,把做好的采访提纲,直接送到了?敏的办公室,然后等消息。在回济南的火车上我接到了?敏打来的电话,力邀我回郑州和她见上一面。这样在?敏落选之后,我们就成了她接受采访的第一家媒体。 　　说这个经历的目的是想突出深度报道中“找人”的重要性,一定要敢于尝试,不能畏难,并且要与后方编辑及时沟通,寻求采访中的智力支持。 　　深度报道成功与否,有时候就取决于能否找到关键人物 　　一些专业性很强的报道,必须要有权威专家的声音,这就需要媒体有自己的专家库,在需要的时候能及时找到合适的专家。但受媒体自身的影响力所限,能联系到的专家非常有限,建议集团考虑建议一个集团层面的专家库,集中全集团的资源,为各媒体的报道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智力平台。 　　在这要说的是去年齐鲁晚报所做的“挖除酒驾毒瘤”系列报道,由于报道的深入,就涉及到了舆论引导立法的问题。领导为此安排我去北京采访当年参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起草的法学专家,采访他们对酒后驾车及法律修订等相关问题的看法。 　　我和编辑分头行动,上网找人,能否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是决定采访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网上有关参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起草专家的信息非常少,我们又通过北京的几位同学多方打听。 　　最后,我们终于在网上查到两位曾参与当年起草工作的教授,并通过关系打听到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但就同一话题,采访具有类似知识背景的不同对象,如何实现采访内容的差异性非常重要。如果几个采访对象所谈内容相仿,对于形成稿件来说并非好事。因而,这就要求我们事前要有充足的资料积累,采访中主导话题,引导被采访对象朝不同方向走,从而实现采访内容的差异性。 　　在采访中,我发现尽管中国政法大学的王顺安教授曾经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起草人之一,但他毕竟是犯罪研究的专家,因而他对“酒后驾车入罪”的话题非常感兴趣,于是我就重点围绕酒后驾车入罪的必要性及现行法律的缺陷等展开采访。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不能指望采访对象像媒体一样对某一话题感兴趣,因而需要为其准备必要的资料,以免让其觉得无所适从。这次采访也是这样,王顺安教授此前对采访的话题并没有很在意,因而一开始有点难以切入,但当他翻看了我带去的几期齐鲁晚报对“酒驾”的报道后,就开始进入了状态。 　　北京交通干部管理学院的张柱庭教授则有所不同,在简单谈了酒后驾车的法律问题后,他就提出“酒后驾车并不新鲜,你们不能仅仅为了报道这个而报道,建议你们换换角度”。能看出来他是有准备的。特别是当听到他说,酒后驾车的背后是文化冲突时,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是对他进行采访的重点。后来证明,这个思路的调整是正确的。我们的报道出来后,北京、上海的多家媒体也找到了张柱庭,专门就酒后驾驶和文化冲突的话题采访他。 　　地方性媒体到外地采访专家,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专家,找到人并完成采访只是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今后保持有效联系。这样才能保证在再次需要专家支持的时候,不会因为找人而绞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