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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娱乐节目勃兴哲学诠释 　　电视文化发展史告诉我们，娱乐元素作为电视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始终存在于电视发展的每个阶段。中国电视业发轫之初，就曾大量播出电影与戏剧节目，在1958年首播了直播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并从1961年开始播出综艺性春节晚会《笑的晚会》。早期电视娱乐节目的积极尝试为后来的电视娱乐节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娱乐也一度被当成单纯政治宣传的手段，寓教于乐的苛求束缚着早期的娱乐节目”①。这一现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逐渐改观。 　　在中国，娱乐节目作为一种独立的节目形态登上荧屏，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90年代以前，这种娱乐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程度也不断提高。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与《综艺大观》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视娱乐化的兴起。1997年，湖南电视台《快乐大本营》崛起，全国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娱乐化浪潮。 　　现在，谈话类、真人秀、益智博彩类以及综艺类等电视娱乐节目铺天盖地，娱乐化成为不争的现实。这股娱乐化浪潮还影响了新闻类节目，出现了所谓的“娱乐新闻”。此外，对农电视栏目也出现了娱乐化趋势。 　　当电视娱乐成为重要文化现实时，对其莫衷一是的社会评判始终存在着，对某些栏目问责甚至要求停播之声也不绝于耳。本文将从哲学维度对电视娱乐的合理性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厘清种种关系，深化学理认识，有助于电视长远、健康发展。 　　西方哲学中的身体状态 　　电视观看的经验告诉我们，把身体、娱乐和视觉冲击精致地统一起来，构成了电视娱乐的深层基础。事实上，不仅电视娱乐，所有的娱乐活动都与身体和视觉表现密切相关。当前的电视娱乐之所以在工业社会以前不可想象，不是因为当时没有电视，而是因为身体与视觉表现在两个时代的遭遇迥然，娱乐的境遇也就必然不同。 　　西方文化中，哲学经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与黑格尔的努力，将理性确定为哲学的主要课题后，“形而上学的本性构成了西方哲学无法消除的本根”②。所以，“本质先于存在”、“本质高于存在”的倾向一直存在，寻找现象世界后边的本质，即“逻格斯”（赫拉??里特）、“数”（毕达哥拉斯）、“存在”（巴门尼德）、“太一”（普罗提诺）、“上帝”（基督教）、“绝对精神”（黑格尔），构成了西方人的使命和价值所在。这也就形成了灵与肉、感性与理性的对立、冲突乃至超越的关系。 　　这样一种心尊身卑的身心二元性话语传统使人类文化呈现出一种理性主义趋向的同时，身体作为理性和灵魂的对立物，始终处于劣势地位。柏拉图认为人的存在由身体和灵魂两个部分组成，身体是可朽的，而灵魂是永恒不朽的，身体的一切感觉和欲望都在搅扰着理性灵魂的纯粹探究，他甚至认为：“我们要接近知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除非万不得已，得尽量不和肉体交往，不沾染肉体的情欲。”③这样，从他开始，把身体作为理性和灵魂的对立面，为后来的禁欲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发展到了中世纪，用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血淋淋的事实来展现身体的遭遇，这是奥古斯丁等神学哲学家对身体与“上帝”关系的极端表现。 　　这个传统发展下来，人被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始终是形而上学对人的基本观点，文字和理性成为那个时期的权威话语。与之相对，是身体的被忽视与被压制，与身体密切相关的娱乐境况也就可想而知。可见，柏拉图以前，身体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与研究。在西方古典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身体和感性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即使被提及，也是为了证明理性和精神的价值。 　　即便如此，身体和感性在近代越来越被关注。18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登意识到感性研究的重要性，要求研究“感性学”，成为“美学之父”，而此时的“感性学”尚从属于哲学和逻辑学。到了康德，他将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研究感性的美学、研究认识论的逻辑学与研究实践的伦理学并列起来，构建了三元结构体系，从而为感性研究划出专门的研究范围，在哲学上影响巨大。 　　“直到尼采，开始首倡以躯体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躯体一跃成为哲学深层基础和发展动力。”④尼采的思想与西方的酒神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该传统以感性狂欢为特点，从古希腊一直延续至今，即使在中世纪也存在，还形成了新的狂欢文化，如谢肉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尼采据此提出了“酒神理论”，凸显了身体的向度，给予身体哲学上的认识。虽然尼采大多囿于个体自我的视阈中，却启发了后来的诸如梅洛-庞蒂、布尔迪厄、巴赫金等思想家的身体研究，身体在现代、后现代的思潮中，逐渐成为主体性的积极存在。 　　中国哲学中的身体研究 　　就身体研究在中国哲学中的位置而言，有学者做了精当概括：“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黄金时代，如《尚书》‘慎厥身’的重身主义、《周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身体宇宙论、《礼记》的‘敬身为大’、《大学》的‘修身齐家’等。尽管在宋明时期，随着此前佛学的盛行，而出现心识的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