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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信息化开实践发展 　　张咏华，女，1955年出生。英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1983年，上海外国语大学)、传播学专业博士学位(2003年，复旦大学)。1996年被评定为教授。现为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兼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跨丈化交际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大众传播学理论、网络传播、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先后出版专(译)著和教材16部，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 　　1998年1月获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1年获上海市育才奖。 　　 　　社会传播系统同政治体系及其运作方式密切相联。现代政治文明是以民主为核心内涵的，传媒业的兴起与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作为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信息传播体系，传媒业带来的政治信息沟通的普及化和公开的政治表达渠道，同决策民主化、同公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有着难解之缘；传媒业的引导舆论功能，使其同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人物的监督紧密相连。信息公开制是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从一开始，它就与传媒业有着不解之缘。 　　 　　一、信息公开制的兴起和“知情权”的提出 　　 　　信息公开制，是人类社会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正在探索的实践，是保证民众在知情的基础上实现民主权利的一种机制，其兴起与发展，是公民民主权利扩大的表现。目前，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制定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从而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知情权的原则并指导其实施。 　　信息公开制和公开原则的表述，最早出现在欧洲。信息公开制的兴起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的重要现象。它同“知情权”的提出和日益在学理上受到认可形影相伴。 　　一般认为，最早使用“知情权”这一术语的是曾长期担任美联社主编的美国新闻界名人肯特?库珀(Kent Cooper)，他于1945年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由新闻界首先发起推动的倡导“知情权”的“信息自由”运动，很快在美国社会上、尤其是在美国法律界(法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新闻界又转而从社会上尤其是法学界的支持者的??侃而论中，吸取论点发出更加响亮的倡导“知情权”之声，援引后者的话语进一步论证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在“信息自由”运动中，美国政府于1966年通过了《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of lnformation AcT）。此举不但在美国国内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知情权”，而且由于美国作为西方头号强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美国《信息自由法案》颁布后，世界上逐渐掀起了追求“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的潮流。 　　当然，“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是个复杂的问题，在美国，它不仅因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并未明文提到而引起理论上的争论，而且在操作层面也遇到要协调其同其他社会利益、个人权利的冲突问题，例如“知情权”和政府信息公开同政府保密权、个人隐私权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等。因而，“知情权”并非绝对权利，而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美国《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了9类法定保密材料，就是列出了限制条件。 　　 　　二、以信息公开制保障“知情权”的实践发展的关键原因 　　 　　在倡导“知情权”和信息公开的运动在美国兴起之初，新闻界的推动是一突出的景象，而美国新闻界人士当时较多地是从对付当权者对其信息采集的限制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信息自由法案》作为确立“知情权”的法案是由于传媒对信息的需求应运而生的。①备受关注的是传媒作为社会信息传播者同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毕竟，新闻界是以公民的代言人的面目提出这一概念的，“知情权”合乎逻辑的主体是任何公民。因此，到《信息自由法案》和《阳光法案》颁布时，受到强调的，则是政情和政务的公开和透明度，是公众作为享受“知情权”的主体有权要求政府公开除法定的保密范围以外的信息。在对于“知情权”概念的使用中，后来备受关注的，是“知情权”同政务透明的联系，是人民作为对政府行为及有关信息的获知权的主体同政府及新闻传媒三者的关系。人们认识到，作为职业传播者，新闻界在享有采集政府信息(除法定的保密信息外)从而同其他公民一起享有知晓政府信息的权利的同时，还分享让公众获知政府信息的责任，后者作为新闻界的社会责任同样应受到强调。确实，现代新闻传媒面向全社会公开传播的特性同政治民主所要求的高度信息沟通是不谋而合的，由于这一点，现代新闻传媒显然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可资利用的最迅捷高效的传播渠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和以此为技术基础的电子政务的兴起，倡导政务透明、公开，更是成了世界范围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趋势。目前为止先后有几十个国家通过了信息公开的法律，使“知情权”成了法定权利。 　　“知情权”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