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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二·九”群众队伍中间一个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一个序幕。在我个人说来，参加“一二·九”运动是我的革命生活的一个序幕。当时中国有成千成万的青年曾以参加“一二·九”运动为起点，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我便是其中的一个。“一二·九”运动给我上了第一次的革命大课，使我从苦闷彷徨中振作了起来。虽然在那以前我也曾读过一些革命书籍，特别是一些革命的文学书籍，在思想上也曾受过进步朋友的影响，但是真正受到实际的群众性的教育，是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开始的。我从参加“一二·九”运动，才是真正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 　　我是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的。虽然我曾看到在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当时中国的卖国政府的抹夺与压迫下，城市居民的生活日渐贫困，流浪在街头上无衣无食的人们日渐增多，但是在“一二·九”运动以前我还一直没有真正接触过中国的广大农村。“一二·九”运动中我随着北平学生南下宣传走到北平以南的几个县，我才开始看到一部分中国农民生活的面貌。南下宣传团的活动告诉了宣传团的青年学生们：青年的爱国运动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的革命运动分不开的，知识青年们如果看不到工农大众这支主力军，如果不去把工农大众动员起来一组织起来，要想达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对于我是一次重要的实际教育。 　　我是在“一二·九”运动的几年以前进入医科学校的。我当时学医，并没有抱着什么明确的目的，我考入医科学校是非常偶然的。可是有一件关乎我学医的事即使我终身不忘。那是“一二·九”以前不久的事。我有一个朋友时常和我讲起中国红军、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还叫做红军一英勇斗争的事迹，他指着地图告诉我，当时官方报纸所登载的消息都是假的，红军没有被消灭而是在日渐壮大。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学医，也很好，将来到红军里去当一个红色医生。”从那时起，我常常想起这他的这句话。我参加北平学生南下宣传团，是担任医疗救护工作的，当时我曾联想到他的这句话。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离开北平，这个朋友到车站送我，我又曾想起他的这句话。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到延安去的准备。 　　希望我去当“红色医生”的这个别友叫杨思忠，挨来改名叫梁波，他也是“一二·九”群众队伍中间的一个。我离开北平以后不久，他到了平西游击区，我刊以后再没有见过面。他在平西游击区坚持工作将近十年。一九四八年我在延安曾经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很高兴我果然当了“红色医生”，他并且告诉我，不到北平解放、他不离开平西。不料在一九四七年，在一次突围中间，他被国民党匪徒们捉住，当场英勇地牺牲了。 　　我在去延安以前，曾经看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抗战”情况。我看到国民党军队一日千里地从平汉铁路线上退下去了。那时我在开封一个医院里工作。我看到有几次开封城门紧闭，空气非常紧张，原来是为了防范伤兵进城来“捣乱”。我记得当时医院门诊部的负责人有一次竟伤心得哭起来了：原因是接到省政府要医院转移的命令之后，他曾几次请省政府的秘方长吃馆子，陪他打牌，希望他批给一辆转移用的卡车，可是结果不行，因为当时卡车正在忙着运反动政府官员们的家当。在湖北省的一个伤兵医院里，我曾看到“上面”派来的队伍把伤兵医院包围，押送伤兵出院。由于“杀一敬百”的原因，一个偶然从来上坐起来的伤兵被当场打死。我也曾看到伤兵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扣押伤兵的兵饷和“犒赏费”去放债，被伤兵从旅馆里拉出来，在汉口以防上游行。我曾听到一个伤兵这样讲：“不是我们爱闹事：是他们太没良心了。”对外国民党的这些反动行为，当时的爱国青年莫不痛心疾首。就在这个伤兵医院准备往湖南迁移的时候，我和医院里两位同事一起到延安去了。延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曾在延安工作过将近十年。延安是我的学校，我在那里受到了最深切的教育。 　　如果有人问我：“你从什么时候起才成为一个革命的战士呢？”我将这样回答：我成为一个革命的战士、不是在“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也不足在决心到延安去的时候，也不是在走进了延安城的时候，而是在延安受到几年的锻炼之后，特别是在延安经过了一九四三年整风运动之后。当然，直到现在，我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受革命锻炼，继续不断地改造自己。 　　在我去延安之前，我的头脑里有一个想像的延安；在我到达延安之后，我看到了真正革命的真实的延安。真实的延安和我想像中的延安曾经有过一场斗争，就是在这一场斗争中间我有了以前未曾想到过的改变，这个改变才是我的真正的进步。 　　走在通向延安去的路上，我唱着曾经在“一二·九”运动时唱过的歌曲，设想着即将看到的“古城塔影”，和在“古城塔影”下面挥手歌唱着的群众；没想着即将看到许多新奇的东西。恐怕当时许多走向延安的青年学生们都有过这样的一段经验。这个经验说明：青年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之前，往往在脑海里预先有一个用个人的思想情绪塑造的“空中楼阁”，而这个“空中楼阁” 　　最后证明是与革命的需要不相符的。我到达延安之后，经过了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