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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中民愤对量刑影响及其控制 　　在中国的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民愤对量刑的影响问题一直都存在较大争议。这个问题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民愤对量刑的实际影响；二是民愤在量刑中的应然角色；三是如何合理控制民愤对量刑的影响。理清以上问题对于我国量刑的规范化、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民愤对量刑的实际影响 　　法律是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运行的，因此，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刑事诉讼实践中，民愤一直对量刑产生着实际的影响，有时甚至在个别重大案件中还产生了重要的关键的影响。“民众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基本上可以肯定，而且必须肯定国民的欲求中含有直观的正确成分。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在构成国民欲求基础的国民个人的欲求之中也沉淀着一些非正确的成分，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片面的观点乃至情绪的反应。”因此，民愤对量刑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首先，民愤对量刑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一，民愤有助于量刑实现社会正义和刑罚的目的。民愤是民众对犯罪行为的愤怒。愤怒出自人类本性，愤怒承认只有人类才具有道德能力，并因此而彰显人类尊严。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长期以来，社会始终在尽力维护这种健康的愤恨情感。面对重大的刑事案件，民愤所反映出来的终极诉求和法官判案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某种意义上，民愤是否能得到平息是衡量社会公正实现程度的一个尺度，也是刑罚目的实现程度的一个标志。第二，量刑时正视民愤有助于社会矛盾的宣泄。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累积起来。凡是社会矛盾总是要寻找发泄的渠道。而犯罪又是众多社会矛盾的集中、极端的表现和结果。在此情况下，公民利用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言论、集会等方式表达对某一案件的看法，它不仅代表了一定范围的民意，而且在客观上还能够使公民长期积压的不良情绪得到及时有效的宣泄，从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动态的稳定。第三，民愤有助于遏制司法腐败。??事司法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大众的有力监督。当前，某些刑事案件因为司法腐败的存在而得不到公正处理。此时，民愤作为一种外在的社会监督力量，客观上会对刑事诉讼的运作产生强大的压力，不仅会使相关各方违法干预司法的难度加大，而且也会促使司法人员恪守客观公正的司法理念，排除各种干扰，严格、审慎地处理案件，在量刑中严格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第四，正视民愤有助于实现量刑的法律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当前的刑事司法政策下，法院的定罪和量刑都必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两者是形式与内容、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法官对一个案件的裁判对当事人是有形的，对社会公众则多是无形的，而一个正确的裁判既应有良好的法律效果，也应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说社会上的多数人都估计不到某种法律后果，则意味着法律脱离了社会的一般价值判断和后果预期，它不是社会公众皆法盲的问题，而可能是法制以及司法行为本身欠缺合理性。 　　当然，民愤对量刑也存在消极影响，民愤对量刑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为如下三点：第一，民愤可能侵犯司法的独立性。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只服从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干预和控制。目前，我国司法独立受到的制约因素有很多，民愤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民愤可能直接给法官造成压力，也可能通过给其他权力部门或领导者施加压力从而间接给法官制造巨大压力。鉴于中国司法体制的特殊性，法官如果不能正确对待民愤，就很容易受到民愤的不当干扰，从而对司法独立造成实质性损害。第二，民愤可能导致量刑时违反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而形成冤假错案。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审判都表现出“重定罪，轻量刑”的特点，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比较容易受到民愤的影响。然而，面对具体案件时，“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按照这一模式来要求法律作出回应”。面对民愤造成的巨大的无形压力，法官通常不得不采取特别措施来缓解这种压力，这就需要降低证据和法律适用的门槛。于是，法官很容易因民愤而陷入“从重从快”的模式，有的甚至直接将民愤作为量刑情节。这些做法很容易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特别是在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中，更容易因民愤对量刑的不当影响而酿成错案。第三，民愤可能不利于在量刑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当前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刑事政策。就量刑而言，它要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但是，在民愤来势汹汹的情势下，法官往往迫于压力更容易趋向“严”的一面。如此一来，不仅容易导致量刑的重刑化、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且愤怒的民众将目标主要锁定在严惩罪犯的目标上，他们不可能反过来考虑犯人之所以犯罪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