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人刊物与媒体公共性.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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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人刊物与媒体公共性

同人刊物与媒体公共性   打捞历史:作为“理想型”的同人刊物   张宝明(洛阳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今天我们谈谈当下媒体问题。以前我们曾经呼唤传媒发展与传媒竞争,但身处一个媒体丛生、信息爆炸的传媒时代,我们反而有些无所适从,碎片化的生活,碎片化的信息,所谓的公共领域在媒体时代到来之时反而出现了逐渐萎缩的现象。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媒体议题应该是更加公共化,更能够反映问题,信息更具有分析性,更具有历史的深度,更具有批判性。但现在的媒体娱乐化成为救命稻草。从“童年的消逝”到“娱乐至死”,传媒几乎成为一个娱乐的平台,公共意识丧失殆尽。业界如此,学界也不容乐观。当新闻传播研究学界之外的人在纷纷谈论传媒公共领域的时候,传播学界的师生们热衷探讨的是媒体的盈利模式。我一个同学做盈利网站,他很难理解不盈利的专事学术思想传播的网站。当然,盈利是媒体生存的根本,这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媒体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传媒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或许现在的传媒人更多地被现实束缚住了手脚,少了点理想主义吧!   张 剑(南京大学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这正反映出了当下传媒发展中存在的困境与问题。现在传媒动辄谈利润、讲盈利,电视台规定栏目达不到一定的收视率就得撤换,报纸上到处都是楼盘、汽车、化妆品等各色各样的广告。在今天的这种市场环境下,传媒追求“盈利”似乎无可厚非,但传媒毕竟还担负着严肃的社会责任,其存在的意义绝不能止于“盈利”。传媒如果缺少了思想的承担,缺少了某种理想主义的坚持,那么传媒存在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就值得质疑。这让我想起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某种特殊类型的同人刊物。您刚才谈到理想主义,我想说的是从启蒙的角度而言“五四”时期的同人刊物可能就是一种“理想型”的传媒。所谓同人刊物,我给的定义是指那些由在思想观念或文化理念上志趣相近的志同道合者发起、其创刊初衷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为了盈利、注重杂志的思想性与启蒙功能而相对弱化其商业性的报纸杂志。从“五四”期刊的发展来看,所谓的同人刊物可能并??是那么纯粹,比如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新青年》就经历了由商业期刊转到同人期刊再转到政党专刊的过程,但同人刊物敢于坚持启蒙理想、勇于担当道义并追求传媒公共性,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天“旧事重提”的理由。遗憾的是,现在那种并不太关注盈利的同人“自筹”刊物似乎已经是一种遥远的启蒙记忆了。   褚金勇(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是啊!探讨代表性的同人刊物《新青年》,我记起韦政通为《回眸新青年》作的序,他对《新青年》一代人的人文理想和人格勇气评价道:“知识分子丧失理想,实是严重的危机。理由很简单,不论是了解问题或是解决问题,都需要具有智慧和创新能力的人才,这种人才必定富有理想主义精神。自古至今,有无数的例子可以证明:要求社会进步和文化创新,理想主义的精神以及由它激发出来的奉献热忱,永远是最大的资源与动力。回看‘五四’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对我们能没有一点感应和启示吗?”晚清民国的同人刊物,《新青年》《学衡》《独立评论》等等。同人刊物有着独立的经济来源,不受政治影响,所以思想比较独立,能够对社会对现实有所担当。也正因为独立,所以具有启蒙情怀与公共意识。在当下媒体启蒙情怀与公共意识丧失的今天,我们不能不怀念那些以启蒙为职志的同人刊物。   张 剑:的确,那一时期的媒体更多注重的是其社会责任,其所探讨的也大多是一些极具公共性的话题,如知识分子问题、妇女问题、劳工问题等。与杂志在社会关注上的公共性形成比较鲜明的反差的,是其经济上的自负盈亏。我非常关注这些同人刊物的经济状况,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因为这里边能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当时的启蒙先驱对于“义”“利”关系的思考。与同时期的一些商业期刊相比,同人刊物由于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也与当时一些大的出版社缺乏商业上的往来,因此在创刊前期普遍挺“差钱”,甚至很多的刊物都来自同人“自筹”。胡适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由丁文江建议每个社员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连续捐满三个月,作为发动刊物出版的原始资本。《大公报》创刊时只有五万元资本,不接受津贴或资助,准备赔光本钱即关报。虽然这些报刊后来都发行得很好,后来也财大气粗不差钱了,但是在创立之初那种舍利取义的担当精神是非常让人钦佩的。与那些“不差钱”的商业期刊相比,最初这些同人刊物显得相当寒酸,但正是这种“寒酸”显示出启蒙者的道义与坚持。实际上,这些刊物在创办之初也有大把拉“赞助”的机会,胡适当年创办《努力周报》时,商务印书馆即有意与之合作,但后来没有成功。刊物有意彰显自身的“同人”立场,也是在标明一种启蒙的姿态,那就是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陈寅恪在关于王国维的纪念文章中将其精神概括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用来解释彼时“五四”先驱的启蒙姿态也是非常准确的。我不要你的钱,我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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