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新产权”实践逻辑 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学理阐释.docVIP

土地“新产权”实践逻辑 对湖北S镇土地承包纠纷学理阐释 　　摘要：本文根据湖北S镇的调查发现，土地承包纠纷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性原因。在三起土地纠纷中，农户的抗争依据不是来自现有的土地法权规定，而是来自前期制度形态所塑造的土地认知方式。祖业权、生存权和土地占有的平均主义诉求是这种土地认知的部分内容。这种土地认知与新产权的规定发生了冲突，以致基层政权无法有效地应对。因此，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土地产权的变革需要虑及产权变革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联性。 　　关键词：土地纠纷 农户的土地认知方式 新产权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国家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结构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施家庭联产责任制后，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也没有改变，农户得到的只是一种由法律重新定义和解释的承包权。在整个农村的改革中，农村土地制度的完善一直在进行，国家在坚守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不断赋予农户承包权更多的权利内容。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限一般以15年为期限。在一轮承包临近到期时，中央在1993年十一号文件中又明确宣称——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出台，土地承包关系上升为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出台，农户对土地承包关系被界定为一种“物权”关系。之后，在2008年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对土地承包期的政策又被表述为“长久不变”，进而倡导一种基于自愿原则的土地流转，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权利的法权和政策保护的改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认为，除了法律不准土地的买卖之外，农户享有的地权已经是一种“准私有制”的产权结构形式了（Kung，1995）。如今，这种“准私有化”的程度无疑被国家更加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国家大力推动土地新产权的建设中，农村社会出现了一波土地承包权纠纷的高潮，地权的冲突已经替代税费冲突而上升为中国农村社会的主要纠纷类型和不稳定根源（于建嵘，2005）。在中央加强保护农户地权的基本政策背???下，农村社会为何反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地权冲突呢？ 　　本文正是关注当前基层社会中围绕着农村土地承包权产生的纠纷和社会冲突以及其发生的机制和原因，并对这一问题所关涉的政治社会内容做出阐释性的理解。 　　二、既有研究：理解产权的双重视角 　　在中国农村，大量的土地纠纷到底是如何产生的？1980年代以来，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变动主要通过三种模式来实现：一是私人之间的流转，如委托代耕、代种等；二是以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为中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或者消失，比如村委会进行的土地商业租赁、政府的土地征收等；三是市场代理型的土地流转，如土地信托服务、土地股份合作等新型的土地制度形式（董国礼等，2009）。由于土地的承包和经营资格分别涉及农户与农户、农户与村委会，以及农户与市场组织等各自不同的主体，土地纠纷就此产生。面对主体纷繁复杂且类型不同的土地纠纷，当前的研究主要在两种视角或范式下展开，即产权视角和产权的社会建构视角。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产权是一束权利，是所有权、转让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权利的统一（德姆塞茨，1994：97-112）。与之相对照，由于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实行所有权和承包权相分离的产权构造，土地的权利束并没有清晰地、完整地界定到个人。就当前的土地法权体系而看，存在着主体的多级性和不确定性、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相互替代，以及国家对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超法律限制等缺陷（于建嵘，2007）。由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土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土地的产权建设问题没有解决（厉以宁，2008；茅于轼，2009；杨小凯、江濡平，2002；张五常，2004）。 　　从现实来看，正是由于产权的不完整，即使农户获得了土地的“承包权”，土地经营仍然存在着不稳定的风险。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农户的土地使用期限不足，也不确定；其二，农户存在着因土地调整而失去土地的风险；其三，农户存在着因征地而失去土地的风险（普罗斯特曼，1994：236-239）。尽管国家不断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并从法律上禁止土地的频繁调整，但由于并未触及土地所有权本身，这些改革能否克服产权激励不足所产生的弊端仍然是个问题。因此，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当前的土地制度仍然是一种非均衡的制度安排（党国英，2008；董国礼，2000）。 　　与对土地产权建设的呼吁相辅相成，一些学者还将矛头指向了问题的另一端，即对侵害农户土地权利者——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所代表的政治权力进行批判。在一些学者看来，由于村组干部掌握了土地的调控权，满足农户平均占有土地诉求的土地调整成为了他们生产基层权力支配关系的重要手段（周飞舟，1996）。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