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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组德国开放政治学 　　［摘 要］过去二十年内，德国福利与就业制度的开放性政治经济举措，以及对基本政治联合产生的不良影响，值得关注。德国福利与就业体系面临着自由化进程，但没有向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对由雇主和工会主导的经济领域及由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主导的公共财政领域这两个独特领域内关键主体偏好的转移追根溯源后发现，在这两个领域中，关键主体的偏好转移互相关联，但对应着两组不同的问题。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持需要考虑到更多环境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 　　 ［关键词］自由化；政治经济；社会改革； 德国福利国家；二元化 　　一、引 言 　　 俾斯麦式福利国家一度被归类为“冰冻的风景”。从那之后，分析家开始觉察到当前发生变革的程度，尤其是欧洲大陆一些大国的政治经济变革。福利国家重组研究中的常规阐释方法通常推测，由于政治制度、选举体系和跨阶级联合等因素，我们不应期待一次深刻的变革。同样，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相关文献认为，只要支撑协调型市场经济的制度对商业贸易有利，就不应摈弃这些制度］。由于工商界与劳工界之间的合作能更快、更高效地保持竞争力，因此，全球化应当促进协调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由于经济主体强烈偏好这些制度和政策的维持，这两者之间的合作应当保护基本的制度特征。 　　 然而，基本福利和劳动力市场重组事实上已经拉开了序幕，甚至包括在欧洲大陆。在德国，协调型市场经济的核心制度支柱也经历了实质性的变革。劳资关系已被分散和削弱，并限制在核心制造工厂。劳动力市场政策开始关注于“积极化”，而不是排斥失业群体。失业救济金减少了，失业持续时期也缩短了，这对保护特定技能机制的核心要素带来了不利影响。尤其是2003年的“议程2010”改革，给德国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在大型制造工厂中，雇主和工会代表间的合作没能保护好这些制度。如果说这一合作没有使基本制度衰落，至少也使其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 　　本文关注于德国福利与就业制度的开放性政治经济举措，在两个独特领域内追溯对关键主体的偏好是如何转移的。这两个领域分别是：雇主和工会主导的经济领域，由公共预算的财政约束主导的公共财政领域。本文认为，在这两个领域中，关键主体的偏好转移互相关联，但对应着两组不同的问题。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持需要考虑到更多环境因素，这一点至关重要。 　　 二、描述变革过程：调整、部分自由化、二元化 　　 对于先进政治经济大国变革的阐述一直有待辩驳。传统上，比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文献聚焦于国家层面上持续发展的基本制度结构特征，所以，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现代经济体一直处于调整阶段。全球化、欧洲化、非工业化和女性劳动力的崛起都给任一政治经济体的制度结构带来了严峻挑战，并不断促使经济和政治主体改变其行为，以适应新环境［6］。 　　 主体通过重新阐释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可能会改变其对现存制度的立场，选择巩固或舍弃制度，或者改变制度的应用和规划［7］15。当前的挑战是，能否找到这样一个词汇：通过这些促进制度和政策变革的政治和经济主体捕捉到调整的复杂性质和过程。 　　 有关德国政治经济的变革，最好用“部分自由化”这一术语来阐释。部分自由化描述了在政治经济某一部分中关乎市场机制的举措，但不是指经济制度自由化的大规模过程。 　　 所以，自由化不应当与趋向自由国家这一概念相混淆［8］。自由市场经济下，实行自由化会孕育类似的经济制度或政策，而在非自由化政治经济体中，这不会发生。更确切地说，在非自由化经济体中， 部分自由化引起了制度与政策变革，迫使主体适应自由化进程。因此，某些现存的非市场协调模式甚至可能在自由化进程中得到巩固，而其他模式却被市场机制所取代。非自由化协调的持续发展模式与市场机制模式保持一致并相互作用。就德国而言，有观点认为，在经济核心地带引入部分自由化是为了保护非市场协调［9］。 所以，我们不应期待政治经济国家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但它们的确比以前更加自由了。 　　 更具体地说，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部分自由化以这种形式存在：将市场协调的非自由模式和政策局限在不断缩小的选区(圈内人)，而将越来越大部分的经济(圈外人)留给一个拥有更多自由成分的管理政权。公司、工会和政府没有将核心劳工和核心工厂交付于更自由化的规章与政策，而是牺牲边缘劳工和边缘产业的利益，共同保护核心劳工和核心工业。在协调型市场经济中，工厂及其劳工要保持核心地位就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即使国外厂商参与部分生产流程，并/或同意工厂一部分采取新的、更自由的规章。这一过程产生于劳资关系领域，并影响劳动力市场政策，最终波及社会转型和失业救济制度［10］。结果核心劳工和边缘劳工之间就业情况的差距加大，与此同时，边缘劳工的数量也增加了。此前边缘劳工只出现在小型工厂，是劳动力的一小部分，现在却逐渐扩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