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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冲突与融合 　　摘要：家族司法不能与国家司法相抵触，但两者之间在体现原则方面和死刑处罚态度方面有一定的冲突。这并不影响两者之间的融合，家族司法是国家司法的延伸，同时还可以弥补国家司法之不足。家族司法修身、齐家的功能与国家司法治国、定天下的功能共同维护了社会秩序大系统的稳定。 　　关键词：家族司法；国家司法；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D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2-0047-04 　　中国古代司法既包括家族司法也包括国家司法。家族司法是以家法、家训、家规等为司法依据的基层司法实践。从著名的《孔子家礼》到广为流传的《颜氏家训》，我们都不难看出其中订立了约束族人、规范其行为的条例。再如，福建莆阳刺桐《方氏族谱》规定：“有不孝支丁，族长、房长和缙绅集体即开祠堂大门，将犯者唤至祠堂，轻者教育、训斥。重者杖责惩处；杖责不改，即书白纸字条，横贴祠堂门外，《支丁名册》除名，革除族籍”。由此可知，家族司法对触犯家族法的族众是如何惩戒的。家族长作为司法主体，将祠堂作为审判场所和惩诫场地，其家族内房长一级视为家族司法中仅次于族长一级的司法组织机构。在江西，“通省大半，皆有祠堂之户，每祠亦皆有族长、房长，专司一族之事”，这是基层社会大部分家族内司法审判的形态。有的家族虽然有类似的审判形态，但却没有形成正式文本。而国家司法的构成则系统正规、意旨明确，纵观中国历代国家司法制度，其中司法官、司法机构、司法程序等都有统一明确的文本规定，从《周礼》所载周朝的司法机构及其职能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司法官变易及其职掌，再到秦汉时期司法机构与职官的设置及其变化，然后看魏晋南北朝以至于隋唐到宋元再到明清时期司法机构与司法官吏的变化，真可谓脉络清晰，一以贯之。就古代而言，家族司法在很多情况下都得到了国家统治阶级的认可，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国家司法的发展演变进程，基本上没有脱离家族司法的辅助与影响。所以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在施行目的、执罚功能等方面有一定的相融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在调整范围以及调处措施等方面出现??突。这也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相互冲突相互融合的历史局面。 　　一、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的冲突 　　（一）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体现原则有所冲突 　　首先，体现在“亲属容隐”原则上的冲突。回顾历史上每个朝代的法律，无不将“亲属容隐”的条款作为重要的内容，甚至有些朝代对于发生检举祖父母、父母等人的犯罪行为视作以卑犯尊，反而要受到国家司法的重惩。在《清律》中有这样的规定：“凡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妻之父母，女婿，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容隐”，“皆勿论”。同国家司法相比较，我们如果将“亲属容隐”的条款放到家族司法中，那么就难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家族内大量触犯家族法的行为不能受到控制，因为家族内，家、房、族每一级的族人都或近或疏，具有亲属关系，如此一来，“亲属容隐”制度若在家族内推行，无疑不利于家族内部的管理，家族司法也将形同虚设。因此，家族司法对于族内出现亲属隐匿包庇他人罪行的，也毫无例外加以惩处。江苏南通《吕氏宗谱》规定：“家族内若有触犯家族法者，房长‘容隐’之，罚房长，子孙若有窃盗行之，有族人容隐不报，与窃盗者同处置”。因此，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在“亲属容隐”原则上出现的冲突，恰恰体现了家族司法存在的真实意义。 　　其次，体现在“荫免制度”原则上的冲突。“荫免制度”是国家统治阶级对于触犯国家法律的达官权贵给予减免刑罚的一种特权，这种减免刑罚的司法特权，有的人用自己作为官员的品级来折抵；有的人曾经为皇朝立下丰功伟绩，拥有受赐于皇朝的类似“丹书铁卷”之类的象征物，有此类物件，功臣及其子孙可以免去几次死刑。和国家司法相比，家族司法则不推行诸如此类的特权。湖北黄陂《周氏宗谱》规定：“族中事无大小，凡触犯罪行者，一律施罚”。族中发生以卑犯尊之事时，卑幼者自然要受到相应的惩罚，但若族长、房长等人犯有过错，也会毫不例外以家族司法处置，这显然体现出家族司法在族人面前一律平等的特性。家族司法依据家族法而制定并实施，因此家族长会同族人制定家族法时，不会故意偏袒某一方而制定特权。只有这样，家族司法在族众面前才有权威，家族成员在违犯条例后才会诚服的接受惩罚。因此，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在“荫免制度”原则方面出现的冲突，也为家族司法的发展提供了原由，家族司法只有对族人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才能发挥管理、协调家族内部关系的实际作用。 　　最后，体现在“罪人不孥”原则上的冲突。这是周文王对夏商时“罪人以族”的原则提出的针对性主张。周文王反对株连族人，主张罪止一身。清代褚人获在《隋唐演义》中写到：敬老慈幼，罪人不孥，鳏寡孤独，时时矜恤。然而，事实上，家族中出现触犯国家刑律，犯有谋反之类的大罪时，株连族人的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