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住所,八十年前上海“廉租房”.docVIP

平民住所,八十年前上海“廉租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市开始了新一轮的住房建设，其中以危旧房屋改造为主要内容。根据《上海市地方志·城市规划志》记载，徐汇、普陀、闸北等区，被市政府列为首批危房改造的试点区域。1984年底，徐家汇附近--的“三村一花园”改造规划上报市政府，成为徐汇区最大的旧改项目。上海滩鼎鼎大名的“三村一花园”，终于走到了历史尽头。 　　所谓“三村”，指“市民村”，由南村、北村、市民村组成，是位于虹桥路北、番禺路东，南临交通大学的72片区域；“一花园”则是指徐家汇西侧、漕溪路北的一处被称之为“小花园”的贫民住宅区。 　　“三村一花园”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上海特别市政府筹建“平民住所”的那段独特的历史时期。民国时期的“市民村”和“小花园”设计规模并不大——居民最多时也不过2700户左右。但到1980年代的大面积拆迁时，需要从这里搬走或“原拆原迁”（拆房建房期间搬走，建完后再搬回原地——笔者注）的总住户，竞达到了2.33万户之多。那些从“市民村”里搬走的老人，兴许还能依稀记得民国时期他们搬来“平民住所”时的历史景象。 　　“平民住所”建设，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后因八一三事变终止）。当时，出于稳定社会秩序，保障城市正常运转，解决房租昂贵和房荒的问题，上海特别市市政府领衔倡导、出资、规划，建设了一批专供城市平民租住的房屋（为此专门成立“上海市筹建平民住所委员会”）。 　　望房兴叹 　　说起上海的“房荒”，有关史料甚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于市井的一句话很具代表性——上海居，大不易！此句最早出自浙江定海举子、旅沪文人葛元煦1876年所著的《沪游杂记》一书，他写道：“上海租屋获利最厚，租界内洋商出赁者十有六七，楼屋上下各一间，俗名一撞（幢），复以披屋设灶，市面租价每月五、六、七两银数不等，僻巷中极廉每间亦需洋银三饼，昔人言长安居大不易，今则上海居尤不易焉。”这大约是“上海居、大不易”一语的源头。 　　民国早期的上海房产业大多控制在一些地产、实业大亨们的手里。他们中不乏外国教会组织、近代民族资本暴发户、外商投资者和官僚资本操纵者，尤为典型的如沙逊、哈同、李鸿章及盛宣怀等地产大鳄或名门望族。上海房地产业发展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买办阶层全面介入，大肆买地造房。而以教会为首的机构开始高价抛售早在30年前就已圈起的大量土地。此时，上海的房子越盖越多，住宅建设发展迅猛，却因供需不平衡、银行汇率波动不断，土地价格“日涨夜大”，导致房价、房租也越来越贵。表面上，上海似乎出现了所谓的“房荒”问题，而真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大量房屋待价而沽，而另一方面大批平民无房可住。 　　其时，因为人口的大量增长，本地居民住房紧张的矛盾日益突显。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研究》一书披露：上海公共租界自1865年起实行每五年一次的界内人口普查，根据工部局的年报，上海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间为1927至1937年，这十年间，上海的房荒状况达到顶峰。根据公安局的咨情报告的描述：“草搭陋篷日见多处，民国十九年（1930年）计十万至十二万之巨。” 　　据《江苏省通志·第四十一卷》和《安徽省志·灾荒卷》的记载，自1925年后的连续几年中，苏北、江淮、皖东、皖北等地的水、蝗、早、溃堤（长江）等灾害持续发???，难民之多难以想象。据《上海通志》引用1927年上海特别市公安局的统计数字，那个时期每年涌入上海的灾区难民或逃避战祸的平民达“日在数千，年计壹拾叁万口之众”；1929、1930年前后，“全市界内难民已达廿万以上”，难民的居住问题成为城市管理的巨大难题，令原本就紧绷的住房问题雪上加霜。 　　大量农村难民或逃荒者从四面八方涌进上海谋生，租房无望，买房就更不可能，无奈之下只能到处找空地搭建棚户，此风日渐蔓延。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以影响“市容观瞻”为由，采取“取缔”措施，强拆强征之事时有发生，遭到棚户居民激烈抗争，其中以苏籍、皖籍贫民的闹事为多。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的《苏北人在上海》一书描述，对于“对逃荒而来的难民们来说，能在上海搭建或租赁一个棚屋，就等于迈出了扎根城市生活的第一步，但租赁这样的不到10英尺宽的棚屋，租金需要五块到六块半银元。真正的难民无力承受。而那些违法搭起的住处，常常又会被当局以影响市容被拆除。”1928年出版的《工部局公告》显示，这一年工部局社会处共拆除了3200余处草屋。其中，发生暴力事件22起，工部局一名役工被一个名叫黄二三水的小贩及其兄弟三人殴打致伤，且事态仍有扩大之势。 　　房产商囤积居奇 　　笔者在查找史料时发现，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针对1930年代前后上海、北京、汉口、昆明等地出现的，由国民政府出资、筹划、组织的“为城市平民建造住房计划”研究的著述颇多，涵盖各个领域的“假说”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