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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吴泽通古晓今史学大家 　　吴泽教授（1913.1.13-2005.8.6）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恩师百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我更加深切怀念他。晚年时，他曾用“通古今指点江山，说未来经纬天地”来勉励自己的学生。其实，吴师的毕生经历已经证明，他就是一位通古今说未来的大师，也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著名的史学大师 　　2002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4卷本《吴泽文集》。其中，对吴师公开出版、发表的成果作了一个统计。统计显示，他的个人专著有13部，主编的著作有7部，论文达200余篇。其成果之丰硕，可谓“等身”。其间，从30岁至45岁就出版个人专著11部；80岁高龄时，又还出版了40余万字的个人专著《东方社会经济形态史论》；89岁米寿后，又出版了4卷本的《吴泽文集》，总字数达166万；70岁前后还另辟新的研究领域，即华侨史、客家学和通俗史学的研究，发表了不少相关成果。 　　吴师出生在江苏武进???（今常州市武进区）城西郊蠡河桥镇荷花坝村的一个农村家族，祖父英年早逝，父亲也在他两岁时就因病离开了人世。于是，便在祖母和母亲含辛茹苦之下，艰难成长。7岁时，母亲送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以后转到镇上新办的初级小学堂读书。在那里，开始接触到算术、绘画、手工、体育等一些新式课程和相关新知识。由于有亲戚的帮助，此后还曾转到无锡和常州的小学读书。15岁那年，他读完高小，成功考入常州中学。读完初中，又考入上海大夏大学（1951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高中毕业以后，又顺利考进北京的中国大学经济系，师从李达教授，攻学经济学专业，其间还学习了黄松龄、吕振羽和杜叔林等一批进步教授开设的课程。这对吴师来说十分重要，正如他自己所讲的：“正是在这些进步师长的指导和关心下，我开始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一步一步地走到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史的学术研究道路上来。”1937年大学毕业。从进入大学阶段以后，就开始了学术研究的生涯。吴师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不断追求，不懈努力，从私塾、小学、中学、大学一步步走过来，最终完成大学学业，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师从事史学研究70余年，在深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古代东方社会理念研究等一些领域，均有卓著成就和突出贡献。这里仅以深化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为例。郭沫若首创殷代原始社会论，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有阐述。吕振羽则创立了殷代奴隶社会说，在《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中作了论述。吴师在他们的基础上作了深化性研究。他在大学时期就对中国原始社会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劳动季报》、《文化批判》一些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尧舜禹禅让说释疑》、《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等论文。大学毕业那年，还完成了《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书稿。以后，又完成了《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并于1944年由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这些成果的公开面世，使中国古史分期更为清晰。即尧舜禹是中国原始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时代，夏是家长制奴隶制时代，商是奴隶制社会时代。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把自己的这一研究成果融入了《中国社会简史》和《中国历史简编》两书之中，使中国历史的表达更为科学和真实。 　　“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师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蒙受了10年的不白之冤。批斗、限制自由接踵而来，还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可是，他探究学术问题、追求真理的精神仍存，笔耕不止。在生病住院期间，吴师利用稍有自由的时间，坚持写作，把平日里有关《新唐书》中的《藩镇列传》和《方镇表》的笔记，略加整理，写就了《考校记》一文。以后，还扶病撰写了《正确评价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一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些成果先后问世，与读者见面，得到一致好评。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吴师还是探研不断，其精神不能不使后生折服。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春天到来了，吴师及时把握这一时机，在古稀之年开拓了华侨史、客家学、通俗史学等领域。这里以华侨史研究为例。他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人口众多、支脉纵横的伟大民族；秦汉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分布到世界各地的广大海外华侨，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分布在五大洲，足迹遍天下，显示出中华民族根深叶茂的博大气派，而且还为侨居地的经济发展，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播，为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我们中国学者在自己编写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著作中，长期以来都一直没有华侨史的专章，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吴师努力拓荒。1982年在上海筹建了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并担任会长。在此前后，还致力于华侨人物的研究，开设讲座，编辑史料，培养研究人才等。另外，还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华侨》、《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