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多面“狐狸”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特点.docVIP

文化史上多面“狐狸”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特点 　　【内容摘要】从俄国兵制中衍生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群体，具有他们所处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以及贵族阶层成长历程所带来的一系列突出特点：比如，“大文学中心主义”下的“思想反对派”情结；喜欢坐而论道地夸夸其谈；因为没有勇气放弃“老爷式”的生活，存在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只能用“忏悔”来化解心中的纠结和不平衡感；由于俄国的现代化是被动性追赶西方模式的，所以他们对“西化”既爱又恨，社会的分裂导致主流价值观的“难产”，产生了截然对立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很多人出国后会发生民族主义的立场变化；贵族群体对官方东正教质疑，不愿意走上激进主义的俄国贵族文学家最后都会落脚到宗教情怀上，试图在那里找到精神寄托…… 　　【关键词】贵族知识分子；文学；忏悔；宗教；救世情怀。 　　【作者简介】金 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俄罗斯、东欧历史与现 　　实问题的教学与研究。 　　俄国出生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经把俄国的思想者或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即有学问的“狐狸”和有激情的“刺猬”。前者富于工具理性，囿于书斋里的思索；后者执著于价值理想，积极介入现实。实际上，这样的划分不可能很严格。同一批乃至同一个知识分子身上都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性格，但是一般来讲还是会有一些人某种特质更为突出。就贵族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高水平文化素养、对西欧新文化的敏感和欢迎、对君主专制根深蒂固的不满以及他们与俄国底层社会的隔膜和因此而来的缺乏行动能力，都使他们更像是伯林笔下的“狐狸”。 　　19世纪40年代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和社会影响的高峰。那时的贵族知识分子观点各异、派别林立，但他们身上是有些共性的东西的。本文将一一进行分析评论。 　　一、“俄罗斯文学背负起超越自己 　　承载量的负担” 　　第一个特点是俄国的“文学中心主义”。谁都知道，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青藏高原”。高尔基曾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就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没有一个国家像??们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殉道作家。”俄国文学的反国家性是一以贯之的。据说，苏联时期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对索尔仁尼琴说，即便是托尔斯泰在世，他也会改变的，就像高尔基一样。索翁答道，那他就不是托尔斯泰了。 　　沙俄时期在政治渠道关闭以后，哲学成为第二个“沦陷区”，当时的政府患有“黑格尔恐惧症”，只有文学杂志是当时唯一可以公开讲话的地方。那些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和作家通过杂志，以文学、文艺评论的形式面向公众，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形成，引导着文学的发展方向，培养着公众的趣味。“文学的独大”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它透着深深的无奈。有人说，“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格格不入的”。其实准确地说，是因为沙皇时期的政治生态使得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赫尔岑在提到“文学中心主义”的时候说：“从彼得一世起，俄国的历史便是贵族和政府的历史，贵族阶级中包含着革命的酵素，它在俄国没有别的舞台，那公开的、流血的、街头的广场，它有的只是文学的讲坛，我们在否定方面比其他人走得远。”[1]“文学中心主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文学不敢涉足政治和社会问题，它必须局限于文艺和文艺批评的范围内，我们的文学的程度在那时已经毋庸置疑达到高峰，但我们在政治方面的成熟还是未来的事情，当时几乎只有在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才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2]。实际上他们争论的内容虽然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仍然不敢触及有关体制的核心问题。 　　所谓“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是在30年代的政治高压下“文坛”是最后一个庇护所。沙皇尼古拉一世看得很透彻，他说，在这伙人那里，“教育”一词就等于“自由”，而“智力活动”指的是“革命”。政治缺席以后，大家都只能在“文学”中寻求各自思想的尖锐性和深刻性[3]。这里深深地体现了一种对现实无所作为而退回“文学”的悲观情怀。布罗茨基[4]说，政治高压将我们推入孤独，推入一个绝对的视角，只有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语言，而没有任何人或物隔在这两者之间，语言最初是他的剑，接着成为他的盾，最终变成他的宇宙场。在流亡中所有的东西都离去了，只有语言留存下来，语言变成了他直面世界的唯一方式。后来的俄侨文化继承了这种传统，他们在被本国的政治激进主义抛出以后，又在西方的现代化中看不到文明漩涡中生活的意义，便主动继承了19世纪贵族思想家的精神创造道路。 　　40年代文学一枝独秀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在历史上，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既有“派生文学”，也有“文学派生”，以至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今天看来的“一级学科”都是从“文学”的养生中分化出来的。所以文学家也兼有多重身份。久而久之，文学在俄国一直以来都是“显学”，把其他学科的内容都涵盖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