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日本观与外交“公共参与”.docVIP

暧昧日本观与外交“公共参与” 　　众所周知,外交、涉外政策及事务一直是中国决策机制中央集权度最高的部门。但2010年9月3日,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乐玉成在《中国外交2009》的首发式上接受中新社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越来越注重参考公众的意见。他说,当前来自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信息,甚至是网民的意见,都是中国外交决策、政策规划时的重要参考。“外交”从公众不得置喙的禁区到公共参与,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公众参与外交并非易事,需要一整套制度保障。 　　当前中国人的“日本观”最为复杂,历史与现实、情感与理性互相交织,“民意”最为强烈。羡恨交加、又羡又恨是近代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对日本或日本人的基本“观感”。直到现在,中国人对日本的这种基本“观感”并无根本变化。十年前“对日新思维”引起的激烈争论和批判、“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风波和2009年3???武汉大学赏樱期间“和服母女被驱赶”事件再次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围绕“对日新思维”的争论更多反映了“精英”层面的观点与情绪,那么后两个细小事件则反映了普通民众的对日“观感”与情绪。因此,对当前公众的“日本观”与公众外交之间的可能关系略做探讨,对公众参与外交机制的产生、运行,当不无益处。 　　一 　　2002年12月, 当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1]一文,引发了关于“对日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