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中日关系“底层结构”.docVIP

构筑中日关系“底层结构” 　　小津安二郎的电影,被认为是日本味最“正”的电影。到底“正”在哪儿呢?主要的一点,就是低视角:主人公盘腿或跪坐在榻榻米上的“炬燵”(和式房间中,置于榻榻米上的小炕桌,桌下装有暖炉,四周围着蒲团,平时可用于吃饭、聊天,冬天可取暖)前,摄影机位很低,对着角色平拍。因人的低视角,所以日本的家具也比较低矮,身量不大,且高度重视“底层结构”,如桌子的底部,务求像桌面一样平整、光洁,否则便说不过去。小津电影如此,对日本物事(包括中日关系)亦应作如是观。观察东洋社会,最忌 “高屋建瓴”式的俯瞰,宏观则宏观矣,但过于宏大叙事的视野,反而容易忽略细节的丰富和种种现实可能性,不仅大而无当,而且有遮蔽问题、误判现实的危险。 　　中方缺乏与日方平行对等的民间沟通机制 　　回首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中日关系从来不缺乏宏观的战略视野:从东西方冷战剑拔弩张、分属不同阵营的中日两国高度对立背景下,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的“以民促官”,到后来以“官民并举”实现两国复交;从1972年签署《中日联合声明》时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的“解决”,到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对反霸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应对;再到1989年之后和小泉政权时期,面对两国关系前所未有的低谷,促成天皇夫妇访华和温家宝总理、胡锦涛主席对日本的“融冰之旅”、“暖春之旅”,等等,无不带有相当明确的战略诉求及具体的推进程序、步骤。 　　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战略布局下,中日两国均形成了叠床架屋式的上层建筑(或曰“顶层结构”):中国方面有外交部、中联部、对外友协、中日友协等对日外事机构及中国社科院日本所、中华日本学会、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等日本研究学术机构;日本方面则有外务省、日中友好七团体及各种企业、民间智库;两国之间还有诸如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等双边组织,其首席委员是对各自国家战略问题有举足轻重发言权的双料学者,委员则由两国官产学和媒体精英出任。不同的是,日方的友好团体多为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纯民间组织,与之对口的那些中方友好团体,则是清一色的官方机构。上世纪50年代初即投身中日友好事业的孙平化先生在其回忆录中披露:八九十年代曾作为两国政府的沟通管道而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中日民间人士会议,自日方友好人士伊东正义先生病倒后,便陷于机能瘫痪状态。“这是由于日本与我国在体制上的差异:中方事务局由中日友协担任,经费属国家预算;而日方事务局靠伊东的牌子筹资,伊东病倒,进程就停摆。”(孙平化:《中日友好随想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虽说中方是从来不愁预算的官方体制,但如果没有真正与日方平行对等的民间沟通机制的话,关键时刻终难免“剃头挑子一头热”式的尴尬。 　　10年前,笔者应《人民画报》邀请,以特约记者身份,采访了包括对外友协副会长和新华社驻东京分社原首席记者在内的老一辈“日本通”。他们都曾为毛、周等领导人做过日语翻译,亲历过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全过程,对“中日友好”抱有真诚的信仰。可是,就在他们退居二线、期待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日关系“瓜熟蒂落”的时候,却迎来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局面:2002年9月22日晚,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的盛大庆典活动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据共同社报道,当晚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万三千名日本人:“如此众多的日本人同时进入人民大会堂还是头一次。1.3万人分别聚集在大会堂宴会厅和各个大厅内,热烈地营造出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的喜庆氛围。”可明眼人都明白,歌舞升平、觥筹交错已难掩彼时中日关系的严峻现实。就在第二天(9月23日),日本大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日中三十年——构筑可以率直论争的关系》,坦言两国关系“赖于‘友好’的时代已经结束……”同时发表的民调结果表明,日本人中,认为“中国不可信赖”的人数首次超过了认为“中国可以信赖”者;而持“中国的军力有可能对日本的安全构成威胁”观点的人占70%。面对这种状况,老一辈中日友好人士难掩失望,可他们却苦于拿不出有效的应对方案,一筹莫展。两国媒体则纷纷以“大幅倒退”、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等评价对现状作出各自的“审判”。殊不知,“大幅倒退”之后,还有更大的倒退;过了“最低点”,还有更低点;越往后“事故”越多,关系越僵——没有“最糟糕”,只有“更糟糕”。 　　邦交正常化40周年前夕,笔者有意识地与一些日本学者、作家和新闻记者朋友喝酒、聊天、交换意见,听到的情况很不乐观。那些朋友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留过学,精通中文并以研究和报道中国为志业的新生代知识分子。与老一辈中日友好世代不同,他们脑子里作为意识形态的“中日友好”观念相当淡薄,但却对一个经济崛起、国力上升的邻国抱有某种期待——繁荣与稳定使中国更加自信、宽容,从而有利于亚太及世界的恒久和平。应该说,他们的期许,更多是基于文化和现实的考量,已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