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创造社日本大正文学.docVIP

初期创造社与日本大正文学 第一节 创造社结成与其同人像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来看五四时期和大正时期的两国文化交流，创造社的新文学活动在其中有代表性的存在。关于这些留日学生所结成的团体与新文学运动，它的前后约有十年的历史。创造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艰苦创业，标新立异，趋赶世界文化的新气息，十年的创造社历史可以概括为从初期的“艺术派、浪漫派”经过所谓“创造社向左转”，到后期的提倡“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这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初期创造社，可以看到日本大正时期的文学思潮变迁的轨迹，即从“自我表现艺术家”意识的确立，经过 “新文学浪漫派，新思想派”，而至后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的这一轨迹的反映。 创造社是由留日青年学生结社而成，受到当时大正文学思潮的熏陶，尽管是和大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仍然确实是中国新文学革命的历史产物，它和文学研究会一样，是以“个性解放”，“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沐浴下奠基定标的位置的。它从“艺术派”向“革命派”的方向转变，也正是五四退潮以后的国民革命的高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变化的反映。 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的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他着意的强调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密切关系，初期创造社在五四时期，异军突起，力挽狂澜，独树一帜，为方兴未艾的新文学开拓了新生面，以浪漫主义文学步入了五四文坛界中。有关初期创造社的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与大正时代的文艺思潮有一种骨肉般的关系。解洪祥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中强调:“在五四运动中，甚至在此后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留日学生占有相当的比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假如我们再回头上溯，戊戌变法时的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辛亥革命之前之后的孙中山、章太炎，还有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等，都与日本关系密切。假如我们再顺时往下看，创造社不就酝酿和成立于日本东京吗?后期创造社几位年轻的闯将，李初梨、冯乃超、彭康，还有太阳社的某些成员；再往后左联的周扬、胡风……他们的新思想新主义，他们的不少说法做法，不都来自日本吗?这不是偶然的。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变化甚快甚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势头很猛，日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令世人刮目。日本悄然成为世界强国，成了20世纪世界历史、世界格局中一道非常触目、非常独特的景观。日本社会的这些变化，反映在观念形态上：第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文学，形成了颇具规模而且很有特色的运动和潮流；第二，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文学，也出现过颇具规模且很有特色的运动和潮流。……都深深地吸引和影响了不少中国人”。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学界中的鲁迅深受明治文艺思潮的影响，而创造社同人们受了大正文艺思潮的影响。尽管他们的评论与文学作品模仿或者借鉴了日本文艺思潮和理论，但那仍然是生活在变革时期中国知识青年的苦恼和奋斗的足迹的反映。只要一读那些作品，就会分明地感到，那是和日本文学具有明显不同的面貌。在创造社同人中的一些早期作品中显现出日本人轻蔑“支那人”发出了一种痛切的悲愤与呐喊。可是另一方面初期创造社成员的文学创作中，皆可以看到他们对日本以及日本文学的深刻理解和感染的踪影。创造社同人的青春时代，短则数年，长则达十余年都是在日本度过的。他们的文学及人格形成与社会时代背景所产生不可分离的密切结缘。在学校里和本地日本学生一起授课，一同接授考试，一同进餐，一同生活，读着日本流行的杂志，看流行电影及受西方文艺文化的熏陶……在东京大学校门前的咖啡店里，有他们共同辩论的文学、哲学及国家大事的话题。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性格形成期，最富于感受青春时期是在日本度过的，不难想象，这些生活的经验，在青年留学生的血液中的深处循环。通过对日本近代化和西方文化的接触，又深深感受到中国当时的落后，因而产生的焦虑和危机感。对日本的文化与生活中所具有的清洁、朴素、和平、优美等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眷恋；同时也对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表示了他们的屈辱感和强烈的愤怒，多么的希望自己的祖国能强大起来，这种爱国主义思想观，从郑伯奇的《最初的一课》和郁达夫的《沉沦》等作品中也同样的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对日本人轻蔑中国人的激愤，另一方面是弱民族的哀婉。在《沉沦》的结尾，为屈辱感所压迫了的主人公高喊着:“祖国呀!祖国呀!你快富强起来吧!”这种屈辱感是和希求祖国的富强，祈祷祖国的近代化紧紧相联。通过日本的留学亲身的体会到这样一个异文化的区域，“是在日本，我开始看清了我们中国在世界竞争场里所处的地位；是在日本，我开始明白了近代科学—不论是形而上或形而下的伟大与湛深；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创造社的同人也同别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