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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社会行政 阎明 摘要：本文为《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的第10章第2节。着重分析早期中国社会学同政府的关系，特别是社会学家如何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借助行政力量，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希望对于我们今天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所启示。 Abstract: This is an excerpt from A Discipline and A Time: Sociology in China (Yan Ming, Q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4). It focuses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sociologists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prior to 1949, from which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can be drawn upon. 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学研究，同政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研究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进而控制社会的发展。从这一点出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同政府的行政力量相配合，才有可能转化为社会政策，改善社会生活状况。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政府的资源如经费的支持方可进行，其结果是： 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学科的发展方向。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发展，即是一例。 如第三章第三节所述，北平社会调查所成立初期，侧重于劳动问题及工人生活的调查。1930年前后，开始清代经济史的研究。1932年11月，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在南京成立，隶属参谋本部，蒋介石自兼委员长，翁文灏为秘书长，钱昌照任副秘书长，陶孟和是委员会数十名委员之一。钱昌照既是陶孟和的连襟，又是该委员会的主要组织者。国防设计委员会罗致各方人才，对经济、交通运输、粮食、人口、自然资源以及外交、军事等进行研究设计。该会每月有10万银元充足的经费，其中的一部分用来资助几个研究所，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是其一。与国防设计委员会合作后，社会调查所侧重同国防有关的各部门所涉及的民族经济，如人口、粮食、地方财政、税制、货币、国民所得等问题的研究。抗战期间，社会调查所迁至四川宜宾李庄镇，不少研究人员先后离所参加政府工作，陶孟和多次派人潜入“孤岛”上海，搜集敌伪在沦陷区的经济金融情报，密寄后方，并具体建议财政部等做针锋相对的斗争。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各方面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从各方面搜集资料，陆续编制并估计战时中国物资损失及生命伤亡的情况，为战后会谈赔偿问题提供材料做准备。解放后，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社会调查所这方面的工作。 参与制定社会政策，并预测、控制社会的发展，这是中国第一代社会学者普遍的愿望。20世纪30年代初期，许仕廉曾一度打算模仿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自1929年开始，在美国总统胡佛的提议下，美国政府与社会学者合作，组织了“社会变迁趋势研究委员会”，由奥格朋任主任，出版《社会变迁》年报，分析美国社会每年在技术、经济、人口结构、家庭生活、娱乐、都市化、教育等方面的变化趋势，进而制定社会发展计划。这份年报成为美国政府机构的标准参考书。许仕廉希望以类似的方式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1931年，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访问，与派克、奥格朋等学者商讨如何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许氏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一份计划，建议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委员会，以统计方法记录并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实况。研究范围包括人口、农业经济、交通、商业、劳工、家族、礼俗、法律等方面。这项工作不但为政府进行建设及实施行政方针提供事实根据，还能改善统计方法，并且有助于大家以事实为依据讨论问题，形成理性的舆论。然而这一“社会发展”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社会学对政府发生影响的另一条途径，是社会学者在政府机构担任行政或顾问职务。许仕廉曾先后任职于实业部、全国经济委员会等，孙本文曾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景超在行政院、经济部等部门工作长达十多年。学者从政，尽管可以实际应用自己的学识，并推动学科的发展，但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往往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陈达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户政司司长，可是他上任不到几个月，便又返回清华教书。他对现实政治不感兴趣，过不惯官场生活，也看不惯官场习气，平日也很少谈论政治。虽然他有时批评政府的人口政策或劳工法规，但那毕竟是在他的研究范围以内。“我真是一个道地的无党无派者”，他如是说。然而，要进行人口、劳工问题的研究，完全关在书斋中是不行的。陈达曾多次借助行政部门的力量，包括通过他的任省一级民政厅厅长、统计局长的几位学生，推动人口、劳工问题的调查。他也曾于1944年1月，蒙中央训练团团长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