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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直觉思维创造 作者：朱靖华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11期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66(2006)07-0001-09 直觉思维，是指不靠推理和探察，也不靠理性的判断便可获得知识的能力。 苏轼的直觉思维在其艺术创造和理论实践中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非常值得我们珍视、研究和借鉴，现在把它归纳为如下几个特征，加以论述。 一、取象类比 所谓取象类比，是指求取某种事物的征象与他物加以类比，形成直觉认知。它的性质是属于一种形象思维方式。 苏轼有一则著名的以“取象类比”形容直觉认知创造的短文《荔枝似江瑶柱》：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云：“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1] (卷七十三，P2363) 这则取象类比的故事，既指明了直观与直觉的区别，又显现了直观与直觉在认知程度上的高低上下。前一类比“荔枝似龙眼”，属于直观感受，仅只看到两者都是圆的和甜的之类外表现象，并没有能够指出它们之间质的区别，是故“坐客皆笑其陋”；而后一类比“荔枝似江瑶柱”，则是从内在品质方面作了恰切的比喻——“江瑶柱”者，干贝也，乃用江珧贝闭壳肌制成的干燥食品，是一种名贵的海味。以它类比，显现了荔枝自身的高贵品性。 很显然，这种类比是一种非逻辑性的比附，因为它脱离开了两者的形体关系——荔枝是一种水质的鲜美的植物果实，而江瑶柱则是一种干制的动物肉类食品。无论从荔枝和江瑶柱的形态、质地来说，都似乎是毫不相干的，甚至是绝无相似之处的，是故“应者皆怃然”。怃然者，拍掌而笑也。然而，苏轼却深信自己的比喻正确，故“仆亦不辨”。而其实，这正是苏轼的直觉体验的创造性结果。后日，苏轼遇见好友毕仲游，他又问之曰：“杜甫似何人？”毕仲游当即答道：“似司马迁。”苏轼听后“喜而不答”。欣然默许。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毕仲游的回答同是一种取象类比，其效果“盖与曩言(以前的比喻)会也。”“会”者，心领神会也。毕仲游以司马迁比喻杜甫，是从杜甫与司马迁两人的学识才华和历史贡献等内在品性上给予类比的，这正像自己以江瑶柱比喻荔枝，其涵义基本相同。因此，苏轼和毕仲游的“言会”，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心有灵犀一点通”也。这个生动的比喻故事，同时反映出苏轼和毕仲游都是具有丰富阅历和高超认知的智慧者，他们皆通过直觉思维表达了两种不同事物内在相同的本质和规律，令人叹服。 苏轼对他的“苏荔似江瑶柱”的直觉体验充满了自信心，曾不止一次谈起这个比喻的妙处。又如他在其《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有自注云：“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唯江瑶柱、河豚鱼近之耳。”[2] (卷三十九，P2121)这次类比，又从“江瑶柱”通向了“河豚鱼”。众所周知，苏轼是最喜爱吃河豚鱼的，河豚鱼虽然有毒，但经过精心泡制后，却是席间一种绝妙的美味佳肴。虽然“河豚鱼”是另一种物质的高档食品，但在“食品”这一相同联系上，它们很自然地被苏轼融入了同一种取象类比之中。 取象类比法，是我国古代认识论的重要思维方法之一，早在先秦的《周易》中即已有了“立象以尽意”[3] 的说法。在稍后的《黄帝内经》中也曾多次提到“援物比类”、“别异比类”和“不知比类，足以自乱”[4] 的论述。这是一种把事物现象透过其性质特点的分析加以归类，再将同类事物通过比拟建立联系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往往是将表面无关和杂乱无章的事物予以归类，使之联结成有机的整体，从而反映出事物的全息本质及其属性，达到认知事物和诊断病理的目的。从哲理上看，它体现了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过程，并把它们先简化为“特殊——特殊”这一不连贯的、跃动式的思维过程，通过比拟达到一般。所以它具有把握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知功能。 由上可见，把两种(或以上)互不相干、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从总体上予以联结和把握，从而产生崭新的、不同凡响的认知结论，这便是直觉思维的创造魅力。 苏轼就是一位善于“找出两种最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从两件最平凡的事物的对比中引出令人惊奇的效果”的大作家，也是一位“能同时看到两个方向”、“在通常看来是相反事物之间找出联系，并使之结合起来”的哲人作家。他有一首直觉王维高洁品性的诗歌道：“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2] (卷三，P108)门前的“两丛竹”，原是脱离开人类的自我独立生长的平凡植物，它与王维的高洁气节品性并无关联；而其竹节根须和柯叶，也与王维的品格渊源毫不相干，但是苏轼却以直觉体验把它们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把它们处在“两个方向”相反事物间的关系结合起来，从而引出了“令人惊奇的效果。”纪昀对苏轼此诗曾有评论，其末句云：“七字妙契微芒，凡古人文字皆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