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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干部人事更替的现实分析及思考 刘意 一、 “荐举”有其存在土壤 虽然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曾经有各种针对用人的考试制度存在，但是，干部“荐举”从未因考试制度的兴衰而失去其重要性。进入当代，随着农村的发展，可以选择的人客观上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但是随着乡村生产单位由大到小的变化，乡村公共活动大大减少，介入公共活动的人也大大减少，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选择干部的困难不断增加，老干部不得不继续当。这种状况的延续，造成一些村庄干部多年未能更换，一些村庄则扩大寻找范围，把在私务盈利活动中显示了佳绩的人，提拔到公共岗位上来。 农村后备干部的选拔标准或者荐举标准相对稳定，一般都要求受过教育（初中或高中），积极要求进步，有相当的阅历，品质优秀者。但目前，乡村后备干部荐举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有学者撰文指出，“村后备干部人选目前多数是由各村党支部召开支委会直接研究决定, 没有实行公开透明的选拔，乡镇党委也因事务繁多, 基本未作认真深入的调查就确定了人选”。 荐举的结果与两个因素有着重要关联，一个是举荐人（或群体）是谁，另一个是这些举荐人关心的是什么。 确定后备干部的首要环节在基层，主要由同级（村）或上一级（乡镇）在职干部荐举。这就导致一些即将下台的干部，为了保障自己下台的后续利益，利用这一机会推荐“自己的人”——在农村往往是亲属，，而将上级所定的行政标准束之高阁。乡村干部主要以“组织”推荐者的身份参与荐举，通过同意、承认或默许来表现其影响。 为了解决村级治理人才匮乏的问题，县以上单位往往要求下派“干部”，直接担任经济薄弱村的书记，但是下派到村的是乡镇干部，县市干部只在乡镇挂职“锻炼”，作为考察和锻炼、提拔的必要程序，短期效应明显，因此这些人很难和当地人打成一片。而县级政权直接干预村务的理由和动力相当有限，除非有大量的投诉引发他们的强制性介入，相反，他们往往依赖基层干部的帮助才能完成各项计划，这些都强化了荐举在乡村两级干部更替方面的作用。 二、争取组织内部支持的竞争正在不断上演 农村干部新人产生的一般程序显示，基层干部地位的分配强烈地依赖乡村两级行政构成的组织化支持，这个支持系统，通常是在选定为后备干部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一旦支持关系确立，组织的安排就可以合理进行，例如在村老党员中开会打招呼，取得他们的支持，也可以在村民代表大会上按照议定的新人提出条件：年龄、教育程度、党派要求等等，让人一听就明白将会由谁来接班，还可以提供县党校的进修机会，学习新知识，结识新领导和新朋友。这样干部职位的竞争就变成了面向争取任职人员的内部支持，而非竞争外部社会的支持；竞争的战略也不是挑战在任者的权力，而是迎合其需求。 干部支持系统的作用还体现在常规性的干部“微调”方面。村级干部不是整齐地换届，荐举必定和适时的微调相互配合，微调可以在村一级（经上报审批）、也可以在乡一级（经征求村班子意见）做出决定。乡镇对于干部微调也有相当的作为，它可以在统一的村级换届选举前夕，免职部分干部，轮职部分干部，在后备干部中选拔部分充实各村领导岗位，任免的范围可以涉及党支部、村委会、经济合作社等所有的位置。这样，乡村两级在人事安排方面的合法性及主动权，使得干部更换成为有所准备的过程，如果在选举中杀出黑马，落选者也可能会适时受到其他委任，以便为下次换届作准备。 三、社会利益组织化对抗干部利益组织化趋势日渐明显 无论推行乡村选举的最初动力是什么，它在结果上都活跃了运用政治手段促进社会利益组织化、并在不同利益的组织系统间建立竞争关系的活动，区别只在于深入的程度及动员的范围。 社会利益组织化首先冲击的是乡村两级干部的荐举权。选举将荐举式的授权关系转变为选民通过选票授权，由干部群体的议和内定转变为公共竞争，后备干部都得经过选票的检验，通过人事任免继续建立网络、强化权力、延续利益分配格局的机会减少了，也成功地解决了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棘手问题。 不可否认，选举对乡村两级干部网络的稳定性构成了相当的威胁，村干部连任率不断降低，建构稳定的地方干部网络需要的重要因素——长时间稳定的合作性工作关系不那么容易获得了，新人的进入和频繁更换使干部网络的效用遇到不少困难，这对地方势力在乡村层次的集结是一个不利条件，于是，在基层干部群体中普遍出现了对新控制方法的生疏和不适应，缺少了原来控制秩序提供的人际网络依赖，乡村权威的控制能力明显下降，他们无法再如从前那样施展威力，而必须跟随统一的程序又使其失去部分灵活“立法”的“自主”地位。以致于在某些农村酝酿退离干部的“补助和保险”改革，以增加他们失去职位后的保障。 授权来源的变化，推动了村务决策向更为审慎务实的方向发展，参与决策议论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决策的议和程序开始受到重视。乡村干部集体意识到，自己的权力并非无限，权力的有限不仅仅是因为上级领导监督的存在和加强，而且关键来自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