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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在阅读教学中对文本的误读 平山五小 黄远锋 前些时候，我有幸听到窦桂梅和陈金才两位特级教师的公开课。窦老师在执教《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提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小女孩的死是幸福的，是西方宗教的一种“隐忍”；而陈老师在执教《一面五星红旗》的结尾处组织学生讨论“假如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该不该用五星红旗去换老板的面包？”。或许窦老师是从文本细读的角度，陈老师是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解读文本，我深深地被他们的教学艺术感染的同时，对以上两处的文本解读有不同看法。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过程。”在此过程中，往往存在这样的问题：强调读者的主观感受，而忽视作者的表达的客观存在；强调感受的个性化，而忽视解读的规律性；强调解读的多样性，而忽视解读的基本性；强调保护学生的积极性，而忽视对学生引导的正确性。具体来说，在阅读教学中，对文本的误读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对文本表达的思想的误读 1．颠覆传统，混淆是非。教学《狐狸和乌鸦》这一课，对狐狸用说奉承话的办法来骗取乌鸦口里的一块肉，有学生认为乌鸦是聪明的，表现出欣赏甚至佩服。一些教师对这一认识没有正确地加以引导，而是默认甚至大加赞赏。虽然课程标准中倡导“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但把狐狸误读为聪明的“代言人”，显然是有违编者及文本的本意，与文本的主旨背道而驰。这并非是创新文本，超越文本，而是混淆是非，对文本的误读。又比如在《一面五星红旗》一文中描写“我”断然拒绝了老板提出的用面包换国旗的要求。陈金才老师在课上鼓励学生用五星红旗去换面包，原因是生命重要。这是对文本思想价值的误读。“保全生命”固然重要，但维护国旗的尊严更重要，特别是这样一个旅居国外的中国留学生。 2．挖掘过深，超越学生的认识水平。在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以中外社会为背景的课文，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凡卡》等。教学这类课文，有些教师会不遗余力地挖掘人物悲剧的社会根源，喜欢开展一次对黑暗社会的批判大会，而忽视引导学生关心人物的命运和喜怒哀乐。虽然此类课文都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意义，但从学生实际情况看，我认为社会性的联系不仅跨越了学科范围，也超越了学生的认知水平。 二﹑对文本描述的内容的误读 1.任意补白，节外生枝。比如《狼和小羊》一文的最后一句是“说着，就往小羊身上扑去。”这儿留下的空白内容是什么？显而易见，是残暴凶恶的狼吃掉了可怜的小羊。某些老师讲到此处，会让学生运用想象来补白：这时会发生什么情况？结果是师生千方百计无中生有地帮小羊“狼口脱险”。学生善良的意愿是满足了，但情节的篡改有违作者的本意。殊不知作者就是要用小羊的鲜血使人们对狼的凶恶本性有深刻的认识。诚然，学生未必就不能有这样良好的愿望，老师完全可以当作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训练，但不能用善良来掩盖事实的真相。 2.主次不分，纠缠不清。比如《落花生》中有这么一句“它不像桃子﹑苹果﹑石榴那样把自己的果实高高地挂在树枝上，让人看了就生爱慕之心。”有一些老师在教学时组织学生讨论：是桃子苹果石榴好还是花生好？课堂热热闹闹，课后津津乐道，但这样的讨论对文本的解读是意义不大的，因为事物的概念被误读了，除了浪费时间之外，还会让学生迷失本课的学习的目的。我们要做的是应紧扣花生的特点，认识到要做一个默默奉献（不要只讲体面而没有实用）的人。 三﹑对文本表述的方法的误读 1．忽视修辞方法。比如《桂林山水》中有一句“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玩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见过漓江这样的水。”一些老师教学时，组织学生讨论“是大海西湖的美还是漓江的水美？”其效果与前面提到的《落花生》一样不尽人意。作者在这里运用了对比的修辞方法来说明他们各具特色。我们要明确运用对比的手法通常会提及多个事物，有的是手段，有的是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再比如《一夜的工作》中的“花生米并不多，可以数得清颗数，好像并没有因为多了一个人而增加了分量。”，教者同样不能纠缠于花生米增加还是没增加而抛去理解体会周总理生活简朴这一重点。 2．误读写作顺序。对《观潮》一文是按什么顺序写的这个问题，很多老师的答案是：潮来前——潮来时——潮过后。可课文第一自然段：“钱塘江大潮自古以来被人们称为天下奇观。”这段和潮来前没有直接关系吧。课文的最后一段有这样的描写：“江面依旧风号浪吼——看看堤下，潮水涨了两丈多高。”这“涨了两丈多高的”应该是潮水吧，那怎能概括为“潮过后”呢？我认为《观潮》应该按“评潮——等潮——观潮”这一顺序来写；其中“观潮”部分又分为“潮水东来—潮到堤下—潮头西去”这样顺序更为恰切。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鼓励对文本的多样化解读和个性化解读，但不是一味地颠倒是非，求异求怪，而是不背离作者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前提下进行充实﹑深入﹑拓展。虽然“教（学）无定法，贵在得法”，但如果对文本的解读走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