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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诉讼中的时间结构和司法限制政策 　　一、引 言 　　婚姻诉讼可以说是民事诉讼中最为普通的一类诉讼，不仅在案件诉讼的数量上占据着一定的比例，也是最为关切到当事人的生活的案件。民事法律的司法适用源于民事纠纷，婚姻诉讼也是如此，婚姻中的正常缔结、延续是不需要司法的介入，只有在婚姻关系的解除存在纠纷争议诉诸法院时，才存在司法适用婚姻法的可能，因此《婚姻法》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就是离婚法。婚姻法规范的中心仍然是围绕着如何判定离婚以及离婚后财产处理、子女的抚养而展开的。 　　相对于民法研究的权利义务规范分析方法，我国目前对于婚姻诉讼的法社会学研究还不充分。王晓玲教授曾经选择了西北地区的某区法院2003-2005 年的离婚案件作为研究对象，对离婚案件中离婚理由、婚姻持续时间、律师代理、适用的法律程序、结案方式等问题进行量化实证研究，虽然侧重于分析离婚案件中调解的问题，怎样把握离婚的标准，研究中的问题相对分散，只是呈现出婚姻诉讼的基本样态；马湘莺则从农村基层法院的离婚案件调解结案率低这一现象入手，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妇女经济地位提升后，夫妻间观念冲突，利益难以平衡，另一方面源于稳定式的生活集体消解，法院难以有效调动社区资源，调解的资源优势已经消失。 　　贺欣教授从法院工作人员的行为模式角度解读离婚案件的现象，认为在法官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是体制制约的逻辑，因此对于首次离婚通常采取不予判决离婚方式，虽然有可能牺牲个别正义，但增加了结案数和降低了对法官的不利风险。 　　相对于整体性的描述，本文侧重于离婚诉讼中的一个侧面———离婚案件二次起诉现象。关于两次起诉才判决离婚的现象是婚姻诉讼中已经被普遍认识到的一种现象，可以作为一种法律常识而存在，在学界中也有人提及，但是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中仅仅有助于描述和发现问题的意义，而背后的原因解读以及负载的政策与价值指向，则是人言人殊。例如马湘莺认为二次起诉是表明离婚态度的坚决性，表明感情破裂的一种方式，仍侧重于规范性分析。 　　贺欣教授则对首次不判决离婚现象归因于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法官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增加了办案数量，减少上诉率和投诉率。 　　这种立论认为体制环境导向了法官的行为逻辑和结案方式，看似合理，实际上是建立在对法院绩效考核片面理解的基础上，案件数量仅仅是法官绩效考核的计件方式和基础单位，而非绩效考核内容，采取判决方式与调解政策的导向也是相互矛盾的，忽略了司法中的知识观，因此这种论述的立论和结论实际上背道而驰的。法官作为多重角色，不仅自身作为理性人，其行为受到目前审判管理的激励机制和体制场景的指引，而且司法还具有公共政策的机能，同时负载着控制社会的任务。何况在离婚诉讼中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幸福，还关乎国家对于婚姻的态度及其介入私人生活领域的程度。本文通过离婚二次起诉现象及其呈现出的特殊审理时间特征，表明司法对家庭关系介入的审慎态度，同时也是司法保护婚姻、控制离婚的一种方式。 　　二、二次起诉离婚现象的描述与解读 　　（一）样本的来源及其说明 　　样本来源于江苏省苏北某市辖区内的一个基层人民法院。该法院坐落在苏北地区京杭运河岸边，下辖一个人民法庭。2010 年，该区总人口 31.334万人。2005-2009 年，该院离婚案件收案总数为1866 件。通过离婚案件当事人姓名的识别，提取二次起诉离婚案件 550 件，占全部取样来源的29.47%。（见表 1） 　　【表１】 　　（二）二次起诉何以成为可能 　　离婚程序主要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婚姻当事人离婚时必须采用和经历的程序和步骤。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不同的离婚程序：行政程序即夫妻双方自愿同意采用行政登记手续来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定方式和程序；诉讼程序是指只有一方当事人要求离婚或者男女双方虽都同意离婚但对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和债务处理等问题存有分歧时，诉至人民法院而启用的相关程序。婚姻诉讼中大多数是夫妻一方具有离婚意愿另一方不同意的单意离婚，或称为片意离婚。一对夫妻到法院离婚，法官会先调解和好，调解不成往往判不离。经过 6 个月法定期间之后，才可以二次起诉到法院。法官调解不成才会考虑判决离婚。以上述法院为例，2005-2009 年，该院离婚案件收案总数为 1866 件，提取的二次起诉离婚案件就有550件，占29.47%。 　　对于这种处理方式从依据的法律规范上，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11 条第二款第七项（修改后第 124 条第七项）：“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 6 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在理论上完全是可能的。但有一些案件的情形很明显地符合了《婚姻法》中离婚的标准，法官仍判决不予离婚。对于这种情况，看似令人费解，仿佛是一种人为浪费更多程序资源的做法，在没有道德因素影响之下，法官何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