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和《文心雕龙》间关系的思考.docVIP

桐城派和《文心雕龙》间关系的思考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章学巨擘，桐城派是近代文章学大宗，可是很少有人把两者联系到一起。作为一位长期心系中国文学命脉的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不仅受过桐城派的滋养，而且与《文心雕龙》研究也颇有渊源。中国近代《文心雕龙》研究滥觞于刘师培、黄侃在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特别是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更是影响深远，两岸三地的一大批龙学研究者出自其门下，而徐复观也和黄侃有师生之缘。徐在武昌十年攻读期间，曾亲自聆听黄侃讲授《文心雕龙》。 　　20世纪50年代转入学术后，他在治思想史的同时在台湾东海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程，前后写了大量深度研究文章。张少康在综述20世纪《文心雕龙》研究时给予高度评价，“台湾五六十年代在理论上很有深度、并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心雕龙》研究文章，当推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艺术史很有成就的东海大学的徐复观教授”。 　　在徐的系列龙文中，张先生认为，徐的两篇长文《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和《中国文学中的气的问题———〈文心雕龙·风骨〉篇疏补》均是很重要的成果。事实确乎如此，两篇文章刊发后，引起海内外龙学界和文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持续讨论。 　　而两篇文章都大量援引桐城派文论的观点，最后结语也都归到桐城派，这自然引发人们对桐城派和《文心雕龙》之间关系的思考。概而言之，徐复观主张桐城派文论和《文心雕龙》之间“有许多暗合之处。”我们尝试以两篇长文为主，分别从文体论和文气论两个方面来理解徐先生的观点。 　　一、无体之体，桐城派对刘勰文体论的继承超越 　　文学的特性是什么?这是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徐文探讨《文心雕龙》文体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文学的特性须通过文体的观念才能表达出来，所以文体论是《文心雕龙》的中心课题，甚至《文心雕龙》全书都可以成为我国古典的文体论。 　　张少康认为徐的文体论与我们通常理解的不太一样，徐复观理解的《文心雕龙》的文体，即文学的形体、形相，也就是西方的Style，它包括三个层面，即三个要素:体裁、体要和体貌。体裁主要是语言文字的排列与形相，体要主要以内容的事义为主，强调文学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法则方面，源头来自五经系统。体貌以情感为主，强调文学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声色文采方面，源头来自楚辞。三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由低到高共同构成文章的文体。从徐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刘勰的文体论，不像我们今天说的文学体裁那么单一，而有更为广阔的蕴含，它既是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又是文学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统一，同时又突出强调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即文学的艺术性体貌。 　　徐文提出，刘勰的“体要”实际等于桐城派“义法”之“义”，古文家强调的义法实际上就是继承体要传统，而之所以提出体要，“正是为了矫正当时过于重视体貌所产生的流弊。”这是非常深刻的洞见。《文心雕龙》虽然是用骈文写成，总结过去文学的成就，但更欲挽救当时由于过分藻饰而带来的文体浮华之穷，所以徐复观说《文心雕龙》“在许多重要地方实开唐代古文运动的先河。” 　　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挽救六朝骈文浮华之风，而桐城派方苞提出义法理论目标之一也正是对晚明以来士林空疏不学之风的反叛。方苞“义法”之“义”即“言有物”，强调的实际是古文的学识修养，只有学养深厚，才能言之有物。正如他在《书祭裴太常文后》中所说:“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由是观之，苟志乎古文，必先定其祈向，然后所学有以为基，匪是，则勤而无所。” 　　而他所说的学养主要来自五经系统和秦汉古文的主张，正是继承了韩愈以来“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古文传统。这与徐复观看法也不谋而合，徐认为作为体要的事义，主要来自于学。 　　方苞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学，而且身体力行，他曾删减《宋元经解》，精通三礼之学，专研《春秋》《周官》，著有《周官集注》十二卷、《周官析疑》四十卷、《仪礼析疑》十七卷、《礼记析疑》四十卷、《春秋通论》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春秋比事目录》四卷等，可谓学养丰厚。重视学养是古文兴起的重要原因。 　　唐代的古文运动，为了挽救前代骈文浮华之风而提倡学养是有意义的，但也带来了相应的弊端，用徐复观的话就是，因为提倡道德实用性，而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艺术性要求。也就是说，体要之体的意识压倒体貌之体的意识，由此造成古文系统中观念上对艺术性体貌的隐没，后来唐宋元明的古文家几乎都是如此，一直到方苞几乎在理论层面都没有很大改观。而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却又呈现另一种状况，因为任何一篇好文章，其体要都会升华为体貌，艺术性是根本追求。韩柳的很多文章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徐复观认为这种观念上不重体貌而事实重视体貌的状况，到姚鼐开始转变。 　　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