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形词与多义词的区分与其对词典编纂的影响.docVIP

同形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及其对词典编纂的影响 刊《世纪之交的应用语言学》（于根元主编），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12月 苏新春 同形词的基本性质及其意义划分标准 同形词是指字形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意义不同”是构成同形词的基本标准。从理论上看这个解释是很清晰的，但多年来同形词总是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总是在花力气甄别它与“左邻右舍”的关系，这说明要真正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同形词问题，还有不少难点。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区分它与多义词的界限。 用“意义”标准来区分来源不同的同形词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文言词与白话词（如【参见】“多用于书或文章的注解”与【参见】“以一定礼节进见，谒见”）、方言词与普通话词（如【白话】“指不能实现或没有根据的话”与【白话】“指现代汉语（普通话）的书面形式”）、本土词与外来词（如卡车的【卡】与关卡的【卡】）等来源不同的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由于意义迥异，二者的区别还是容易分辩。但对从一个多义词分化而来的同形词，“意义标准”运用起来就有很大的困难。也就是说一个词原有的多个义项在什么情况下算“一家人”，属于一个词内部的范围，什么情况下算“另一家人”，属词与词之间的同形词关系？二者的界线在哪里？“意义”亲疏远近的“度”在哪里？这就是由多义词分化而来的同形词与多义词区分的难点所在。 在划分词的单位时，过分依赖意义标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志，使得汉语在确定各级单位时都会遇到类似临界的困难。往上算，词与词组的界定如此。 往下算，词义与义项义的界定、同形词与多义词的界定也是如此。不象英语，词的界线非常清楚，词有完整的外部形态标志，词与词之间要分写。既然汉语的性质如此，那么对意义标准的依赖与正确把握就成为不可回避而至关重要的事情。下面三点是在运用意义标准时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意义的同异指的应是词基本义的同异。 词与词的本质区别在于基本义的不同。如【熟地】与【熟地】， 前者是“药名”，后者是“经过多年耕种的土地”。又如【生意】与【生意】，意义分别为“指商业经营；买卖”和“富有生命力的气象；生机”。这都属于基本义的不同。基本义的不同或是由于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指称着完全不同的客观对象，或是表现出了不同的造词理据。造词理据不是抽象、空洞的，而是会从词素、词素到词的化合过程中体现出来。词素的不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本来就属于两个不同的词素，如【白字】与【白纸】中的“白”字。二是本来是一个多义语素，只是后来分别用了不同的语素义来构词。如“向上级报告”的【上报】与“刊登在报纸上”的【上报】，两个“上”分别用的是“向上级……”义和“刊登”义，两个“报”分别用的是“报告”和“报纸”义。可见，在语素阶段，多义语素的义项之间是有联系的，属于一个语素的范围，而当用这些义项来分别构词时，构成的词则属于同形词的关系。这是构成同形词的一个重要来源。再如【听信】（等候消息）与【听信】（听到而相信）、【下世】（来世；来生）与【下世】（去世）、【成家】（结婚）与【成家】（成为专家）等同形词，都是由于用了多义语素中不同义项的缘故。象“信”的意义分别是“信讯”与“相信”，“下”的意义分别是“下一个”与“离去”，“家”的意义分别是“家庭”与“专家”。近读报上有文说顾客受到不良商家的欺骗，广告上说“购房送家具”，购房后商家却说是帮助顾客“运送”家具，而不是按习惯理解的“赠送”家具来办。这里就是商家玩弄了多义语素的把戏。将这个例子进行语言因素的分析，它有着这样三个层面：说到“送”有“运送”和“赠送”两个义，这时的“送”是指一个多义语素；说到“运送”“赠送”是两个词时，这两个是异义异形词；而当说到“（运）送家具”和“（赠）送家具”，它们是两个同形异义的短语结构。 词素义相同，而再生的词义明显不同的，也属于基本义的不同。如【探子】“指在军中做侦察工作的人”和【探子】“长条或管状的用具，用来探取东西”。【同房】“指家族中同一支的”和【同房】“婉辞，指夫妇过性生活”。【油饼】“油炸的一种面食，扁而圆，多用做早点”和【油饼】“油料作物的种子榨油后成饼形的渣滓，如豆饼、花生饼等，可以用做饲料和肥料”。这是由于词素义只是构词的原料，从词素义到词义中间有一个化合过程。原料一样，化合过程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相同。 再就是多义词的分化。在汉语史上两个义项曾经是有联系，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却分化成两个不同的词，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雕刻】的“刻”与【一刻钟】的“刻”。但对多义词分化出来的同形词现象要从严认定。判断的标准应以社会成员大多数人的语感为准，排除那些需要作专门的考证才能找到词义历史联系的现象。多数人看不出其中的词义联系了，才能算是同形词而不是多义词。当然这里面仍有一个度的问题，那么把握尺度的标准就是是社会成员而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