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层次结构探索.docVIP

《离骚》层次结构探索 在较多学者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构成了“三分法”与“多段法”的结合，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达到统一。1](P.47)”。“历代学人在读《离骚》时早已注意到弄清全诗脉络结构是读通《离骚》最关键的一步。据姜先生统计，关于《离骚》的不同分法有95家之多[2]（P.40）。清代朱冀《离骚辨·凡例》云，“读《离骚》须分段看，又须通长看。不分段看，则章法不清；不通长看，则血脉不贯。旧注之失，在逐字逐句求其解，而于前后呼应阖闢处，全欠理会。所以有重复总杂之疑。”王邦采《离骚汇订》说，“洋洋焉洒洒焉，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而《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必得其解，方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 第二，研究史的复杂性。王逸《楚辞章句》采用隔一、二句为注的格式，重视名物字词的训诂，而且训释字、词、句没有一定的体例，或注音解词，或疏句意，或引旧注，或涉群书；也没有具体注明段落或章节层次。朱熹在《楚辞辩证》中批评王逸“不先寻其纲领”，“全然不见其语意之脉络次第”，故其解释“无复有文理”，或“断语脉”。朱熹《楚辞集注》基本上以四句为一小节作注，如《离骚》分为93节，注释是先注明或辨析字音，然后仿《诗集传》赋比兴的格式指出表现手法，最后具体解释字、词、句、章的意义或引用旧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曾批评“朱子于《楚辞》亦分章，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但朱熹在《离骚》、《九辩》等篇中开始运用层次分析法，“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故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指，自当通章而论之，乃得其意。”，同时，在“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几章内容相同的加以合并，如《离骚》篇云，“自‘怨灵修’以下至此，五章一意，为下章‘回车复路’起。”又，“自‘悔相道’至此五章，又承上文‘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为‘女嬃詈予’七也。4](P.47)”；毛庆指出，“段落划分在明代开始受到重视，分法渐多，分歧渐大。降及清代，各种划分方法已基本形成，以后的分法基本上超不出这个范围[5]”。 第三，研究内容的特殊性。刘永济曾对清代学者的分段做过整理与分类，通过对龚景瀚《离骚笺》、叶树藩《文选评注》、戴震《屈原赋注》、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姚鼐《古文辞类纂评注》、梅曾亮《古文辞略》、吴汝纶《古文辞类纂点勘》等七家分节同异的列表比较，总结为：诸家以“霑余襟之浪浪”以上为一大段，“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以上为一大段，“索藑茅以筳篿兮”以下为一大段，惟戴氏以闺中邃远四句属下节为异。但在实际操作中，刘永济《屈赋音注详解》则分为五节九段。这样，刘氏的具体分段则出了“硬伤”：一本书中前后矛盾，而且还漏分了四句原文。即第四节的划分出现了矛盾：原文分节时用：第一大段，闺中既以邃远兮——尔何怀乎故宇；第二大段，世幽昧以炫耀兮——周流观乎上下。但在“节意”分析时又说，第四节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索藑茅以筳篿兮”——“谓申椒其不芳”；第二大段，“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周流观乎上下”。两说颇不一致，不仅每段的上下限不同，而且若按“节意”分段，那么，“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四句就没有着落。我们将这一明显的“疏漏”理解为：是刘永济先生在分段分节时面临多种选择的矛盾与困惑。第一，概念上，想与众不同，人家用大段（部分）与小段（或章、节），而他用“节”与“大段”，在概念上违背惯例，用“节”来统“大段”，显得不伦不类；第二，试图采用几种分段的方法，导致了前后矛盾，如总体上采用闺中既以邃远兮”四句漏分的情况[7](P.1-39)。 执著探索：《离骚》分段小史 纵观古今关于《离骚》的分段，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两分法：清代帝高阳之苗裔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依前圣以节中兮——篇末。吴世尚《楚辞疏》分为两大段：以霑余襟之浪浪”为界；王夫之《楚辞通释》分为两大部分，以“岂余心之可惩”为界。二、三分法：清代王邦采《离骚汇订》分为：帝高阳之苗裔兮——岂余心之可惩；女嬃之婵媛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索藑茅以筳篿兮——篇末。帝高阳之苗裔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索藑茅以筳篿兮——篇末。另有四分法：清代奚禄诒《楚辞详解》、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五分法：清代屈復《楚辞新注》、汤炳正《楚辞今注》 [9](P.1-41)、陈子展《楚辞直解》[10]。八分法：清代朱冀《离骚辨》、马茂元《楚辞选》 [11](P.1-59)。十分法：清代戴震《屈原赋注》。十二分法：清代鲁笔《楚辞达》、董国英《楚辞贯》。十三分法：清代林云铭《楚辞灯》、张德纯《离骚节解》。十四分法：宋代钱杲之《离骚集传》、明代李陈玉《楚辞笺注》。如果我们进一步深究《离骚》分段矛盾的原因，还因为使用概念术语的多元、复杂。“一级”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