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docVIP

“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源于《礼记·大学》中所论述的“八目”之中所谓：“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文中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见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现在社会上关于“格物致知”的流行诠释都是根据南宋朱熹等人的“宋明理学”部份观点，认为“格物致知”就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道理”。 “格物致知”的真正意涵，已是儒学思想史上的千古之谜。从最早为《大学》作注的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一直到现代的儒学学者，已经争论了近两千年，至今仍无定论。明末刘宗周曾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而由刘宗周至今，又经历了三百多年，更增加了许多不同见解。可见，中国历代学者对于“格物致知”的观念一直争议不休，说法各异。 因而朱熹在“格物致知”上的观点也就成为后世普遍流行的观点。所以在清末的洋务学堂中，就把后来从西方传来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称为《格致学》，即“格物致知”的简称。 古代中医理论的形成，吸纳融合了道家与阴阳家“心性修为”的自然哲学思想，在中医学家看来既需要“诚意正心”的修持，也需要“心性修为”的根本，才能成就中医的传统。现在有中医专家认为：宋明人将“格物”作为细微的分析讲，作穷究讲，仅此一途，已见他们不明“内证”，已见他们没有“实验”了，所以，只能在理上，在思辩上绕圈子，理学的产生究竟是不是由于“内证”的失传，这可以从宋明人对“格物致知”的理解来作出判断。于是乎便提出所谓“内证实验”来。以强调“诚意正心”“心性修为”的“内省顿悟”。 其实，将“宋明理学”与现代的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科学实验”混为一谈，“作为细微的分析讲，作穷究讲”，宋明人兴许尚未达到这种水准。将现代中医专家所提出的所谓“内证实验”等同或超越现代的“科学实验”，现代科学也不会同意。 “宋明理学”应当说是国人认识史上的进步，其所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比如，对本体与现象、理与气、心与物、动静观、知行论、人性论以及道德修养等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格物致知”的探讨和研究。 两宋社会经济各方面都较前有所发展，指南针、火药、活版印刷等世界三大技术发明都先后在这个时段完成。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宋明理学”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它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是一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产物，也是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概括与总结。其对儒学传统中的“天命论”和“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以及对佛、道有神论的宗教迷信或神不灭论是持批判态度的。 但是，宋明人乃至中国古圣先贤们所处的历史时代缺乏现代科学实验的技术检测手段，靠“诚意正心”、“心性修为”和“内省顿悟”的主观冥想，要想穷究事物的原理，无疑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科学实验”精神的全然无知，必然会导致抽象思辩的产生，“格物致知”就是这种抽象思辩的产物。 所以宋明人最终还是通过“修心养性”、“静坐内省”等方式方法，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明心见性的目的，即晦庵先生所谓的“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也就是有人说是梁任公所说的“心明便是天理”了。于是“心明”就可以“内视”，“心明”就可以“返观”，经络隧道、五脏六腑就可一目了然，天下大事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了。将由此而悟出的所谓自然事物的本质、形态乃至所谓规律用来类比、说明和解释社会、人类的一切现象，以为实现社会的功利所服务。 朱熹说：“所谓格物云者，或读书，讲明义理；或尚论古人，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格物事也”。“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 可见，“格物致知”的指导思想还是所谓“直觉感悟”，确实“只能在理上，在思辩上绕圈子”，而不是用科学的方式方法去考查、研究自然界的真实。最终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实际的探讨和研究转移到适应当时封建统治的精神需求上去，这就必然会阻碍人们思想的向前发展。 作为同时代的李时珍都懂得所谓“内证实验”的“内景返观”，宋明人不可能不知不晓，更不可能将其“实验”失传。只是“西学东渐”之后，“宋明理学”逐渐发展为“明清实学”，人们开始质疑起所谓“内证实验”是否客观存在？修持“内证实验”还有没有什么现实意义！ 就连当下提出“内证实验”的中医业内人士也认为：“我想在我们许多人里，也许会有人具备这样一种‘内证’能力，也许一个也没有”。说明这中医的事儿只不过是少数神仙、圣人的医学，而不是凡夫俗子们所能真正学得到做得到的大众医学。自命圣贤，自设神坛，未免太“形而上”、“形而内”了。如果真如其言，则众多辛勤苦读的中医学子，岂不是让人给耍了、给骗了，实在令人无法理喻！ 其实，梁任公的所谓“心明便是天理！”只不过是其嘲弄王守仁先生“心明便是天理”唯心观的一句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