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作为飞地“危”与“机”.docVIP

澳门作为飞地“危”与“机” 　　摘要：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澳门在近代全球贸易体系中扮演过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块特殊的“飞地”，清朝政府从未放弃澳门主权，葡萄牙政府对澳门进行局部的、有限的管治。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给世界各国的冒险家提供了大大小小的生存机会。以船民、通事、工匠、仆人为代表的历史小人物，利用澳门这个舞台与外部世界交流沟通，依靠日益繁盛的中外贸易谋生，熟练掌握和传播西洋文明的知识，甚至得到出洋的机会。这类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往往比读书人更具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更早走出中国和开眼看世界，对澳门乃至中国历史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键词：澳门；中外贸易；平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3-0074-09 　　收稿日期：2011-12-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近代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2009JJD770032）阶段性成果；澳门基金会资助项目“澳门在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地位、独特作用与现实意义研究”（11200-422318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美宝（1968-），女，广东中山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澳门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自16世纪以来，葡萄牙与欧洲各国向东方拓殖。澳门三面环海、直通大洋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商人踏足中国的一块洋面与陆地。1553-1559年，葡萄牙人藉口借地晾晒，“来则寮，去则卸”，以至“列廛市贩”，澳门逐渐成为贸易市场和定居基地。1559年，“倭寇”侵扰浙、闽等省蔓延粤境，“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广州”。一段时期里，广州禁止对外贸易，而原来在成化、弘治年间逐步建立的在珠江河口外的海澳湾泊贸易模式（即对进入广州的番舶有所限制，安排他们在珠江河口两岸的海口湾澳停泊，顺势将非朝贡的贸易行为限制在海口沿岸湾澳进行），至嘉靖年间葡萄牙人东来后澳门贸易加强，“诸澳俱废”，转为变相以澳门为唯一口岸的贸易模式。 　　在早期东来的葡萄牙人看来，澳门和他们在东方其他地区侵占的埠头——印度果阿（1510年）和马六甲（1511年）一样，是方??他们发展东印度和中国海贸易的一个据点。对于明、清两代政府而言，澳门孤悬海隅，兹以怀柔远人，让“外夷”与中国商人进行买卖，正所谓“圣朝嘉其向风慕义之诚，所以包容覆育，俾得安居乐业”。就地方行政而言，一方面，澳门自明朝即划归香山县管辖，设有统称为“守澳官”的官员负责维持治安，对居澳葡人虽有监督管理之责，并不干涉其内部自治性质的事务。乾隆九年（1744），前山寨设立作为广州知府副手的“澳门海防军民同知”，翌年与香山县丞同时主管澳门事务，地方治理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筑城墙，置炮台，俨如独立王国。但真正采用殖民地方式对澳门行使管治，将澳门视作一个“城市”建设，将华人视为“子民”管理，要到1843年葡萄牙实行市政改革之后。1844年，葡萄牙在澳门设立省政府，将具有自治权力的议事会改成市政机构。1845年，葡萄牙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1849年，澳葡驱逐驻澳中国官员，改由隶属总督的理事官管理华人事务；1887年，中葡双方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正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自16-19世纪的三百年间，澳门是一块性质特殊的“飞地”。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澳门是“内飞地”（enclave）——清政府从未放弃过澳门主权，也会鉴于澳门特殊情况实施与本土不同的措施。顺治、康熙年间历次颁行海禁，仍然特许澳门免迁。康熙二十四年（1684），清廷明令开海，陆续给予一些优惠政策，扶持澳门航运和对外贸易。韦庆远教授指出，当时的澳门实际上成为广州的外港，是中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要转口港。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澳门贸易模式发挥配合和互补作用。对于葡萄牙政府而言，澳门是“外飞地”（exclave）——葡政府对澳门进行局部、有限管治，与本土利益和立场不尽相同。后来，正式划归葡澳界内的外岛（如氹仔和路环）长期未入清、葡两国政府法眼，以及海盗频繁出没的海域，使得澳门“飞地”的性质尤显错综复杂。 　　正是澳门这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给各色冒险家提供了机会，利用澳门这个小小的舞台，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历史上许多小人物，或为一己求生，或为群体谋利，在这个过程中沿着社会阶梯逐步爬升。从统治者或既得利益者的眼光看，这些人是“可疑分子”，是“机会主义者”，是“奸民”、“揽棍”、“匪贼”，甚至“汉奸”。在后世研究者看来，带动新思潮、引进新技术、创造新世界的往往也是这类人。过去研究中西文化交流集中在士大夫、传教士等知识阶层，本文尝试把目光转移到船民、通事、工匠、仆人等普罗大众。较诸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而言，澳门很久以前就已被卷入全球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