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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刑诉法司法鉴定问题修改 　　摘要：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问题作出几处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确立了生物样本采集制度，对鉴定人之出庭范围、人身安全保护、拒不出庭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并增设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修改之处在转变盲目依赖鉴定的观念、增强鉴定质证、吸纳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等方面呈现诸多亮点，但有关生物样本采集程序以及鉴定人出庭效果等方面依然有待完善。 　　关键词：司法鉴定；新刑诉法；修改；样本采集；鉴定人出庭 　　中图分类号：DF7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5-0061-06 　　一、新刑诉法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修改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成分，然而该法中的司法鉴定制度仍然保留着原有职权主义的特征。时隔十余载，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新法关于司法鉴定制度做了多处修改完善，值得关注。 　　（一）从“鉴定结论”到“鉴定意见” 　　建国之初，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主要是从大陆法系国家学习借鉴的，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由司法机关委托，司法官员习惯于根据长期的委托关系选择司法鉴定机构，并对鉴定结论持相对认可的态度，认为司法鉴定的结论就是科学客观的。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从而得出鉴定结论性意见。鉴定结论的提法反映出传统观念上人们对司法鉴定活动的认识存在一定盲目迷信的错误。法官直接将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随着人们对司法鉴定认识的深化，再加之近年来刑事诉讼中暴露出有瑕疵的鉴定意见造成冤假错案的问题例如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案件等等。，使得学界对司法鉴定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新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修改为“鉴定意见”，体现了立法者对鉴定活动性质更为深刻的认识。它强调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种类中的一种，必须结合其他证据审查判断，形成严密的证据链条，这样才能作为定案根据。鉴定意见是鉴定人的主观判断，它受制于鉴定检材的真实性、鉴定方法的科学性、鉴定过程的规范性和鉴定人的主观态??等因素影响，它是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但不代表本身就是科学可靠的。相对于“鉴定结论”而言，“鉴定意见”的称谓更强调鉴定人根据专业知识对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的主观判断，其是否客观准确还必须经过庭审质证，由法官对鉴定意见是否科学可信进行审查判断，而不能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二）生物样本采集制度纳入立法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01条、105条规定为确定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可以进行人身检查。犯罪嫌疑人如果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由此立法确立了人身检查制度，但对检查过程中是否可以提取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指纹信息，采集血样、尿样等生物检材未予规定，这并不意味着实践中执法人员没有强制采集生物样本，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危险驾驶罪之后，执法中普遍采用抽取血样检测血液酒精浓度的方法代替吹气检测的做法。立法的相对滞后造成了生物样本提取程序的操作不一，权力运作失范。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并且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如果犯罪嫌疑人拒绝检查，侦查人员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强制检查。由此，新法确立了人体生物样本提取程序。 　　（三）首次提出鉴定人人身安全保护 　　对鉴定人出庭的人身安全保护是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一项重要配套制度。强化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必须进一步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就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存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回答、解释，从而为法官实现兼听则明，形成准确的心证提供依据。但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不出庭的现象相当普遍。根据有关的统计，2008年度江苏省苏州市两级法院通知鉴定人出庭的案件86起，实际出庭33起，不足40%。[1]鉴定人不出庭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法官对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难度，因此学界和实务界呼吁鉴定人出庭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种背景下，相关的立法对鉴定人出庭作证作出规制。造成鉴定人不出庭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配套制度不完善，尤其是鉴定人及其家属人身安全保护制度的阙如是造成鉴定人不出庭的一大障碍。实践中出现许多鉴定人遭受报复、恐吓的案件。[2]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鉴定人人身安全保护制度，在特定的案件情况下，鉴定人因出庭作证其本人及家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保护措施。”，公、检、法机关应当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