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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死缓制度”理论基础及其现实价值 　　摘要：死缓制度是我国的独创，它的理论基础是辩证的哲学理论和慎杀、少杀甚至不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和刑罚观念。其有利于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发展和丰富刑事法学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关键词：死缓制度；理论基础；现实价值 　　作者简介：张惠芳，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81) 　　探讨我国“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对于完善我国“死缓制度”乃至整个刑事政策、刑罚体系和司法体系，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丰富刑法学理论和提高刑事司法水平，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都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我国“死缓制度”的理论基础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这就是我国刑法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简称为“死缓制度”。说其是独创，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了仅为我国刑法所特有而古今中外各国刑法所全无，而且在内容上表现了规定“死缓”适用对象、条件、期限等全面的内容。这一独创的“死缓制度”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 　　1.辩证的哲学理论 　　毛泽东主席历来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列宁第一次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将对立统一规律通俗的表达为“一分为二”。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这就是辩证法。”于是，“一分为二”逐渐广为流传。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可分为两个互相对立和互相统一的部分，既要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排除，也要看到双方的联系和统一，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死缓制度”是毛泽东主席在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之时提出的，到1957年期间还不断提出过，其理论依据就是一分为二地审视和决定“死刑”。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一分为二地分析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应否适用死刑。建国之初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为了建立新的民主秩序，解放生产力，毛泽东在保留死刑、杀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前提下，又对这些人作出具体的分析。如应适用死刑应予杀掉的是所谓“小蒋介石”，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这些人不杀，“我们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后者主要是因为一般没有直接血债，且政治影响深远，这些人改造好了，对社会还有好处。实践也证明确实如此。如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王耀武和杜聿明都是重大战犯，罪当处死，但都经过约十年的“革命教育”和“思想改造”，1959年12月被特赦后，成为了国家公民，还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如杜聿明1981年5月7日逝世后，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悼词中肯定“他虽然走了曲折的道路，但也有着光荣的后半生，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人民将怀念他。”另外，对匪首、惯匪、重要的特务要杀，“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而对于“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但情况可能转化，“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房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在对不同的死刑适用对象作出分析后，他又确定了一条死刑是否立即执行和缓期执行的原则，即：“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 　　二是一分为二地分析死刑立即执行与缓期执行的好处与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死刑立即执行的好处是建立民主秩序、巩固新生政权，保障社会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等。但它的弊端是具有不可挽回性、攀比性和孤立性，而且不利于继续打击反革命分子，还会造成不良影响。“死缓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他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护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建设事业。”当然，二年期满后，也是可以转化的，“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以观后效”也是一分为二的，只要不再继续为恶、故意犯罪，就不杀了。实践证明，判处死刑适用“死缓”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绝大部分都获得了减刑，实际执行的刑罚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2.慎杀的历史遗产 　　“死缓制度”创立于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之时，发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