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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三大妥协及其历史遗产 　　摘要：辛亥革命中形成了汉满民族妥协、南北政治妥协和孙袁权力妥协三大妥协，这既是参与政治各方发挥政治智慧的结果，更是革命的大势所趋所逼的结果。三大妥协使得辛亥革命以较小的代价和低烈度的震荡实现了共和政制的跃迁，结束了秦汉以来垂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百年以来，这一妥协成果依然是后人享受且在升值的宝贵遗产。 　　关键词：辛亥革命；妥协；遗产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3-0069-07 收稿日期：2011-10-26 　　作者简介：薛恒，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210044 　　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后三个多月时间内就实现了国家的制度性改变，建立了统一的中华民国政权，其中最发人深省的就是革命中的妥协策略及运用。辛亥革命中的妥协主要包括汉族和满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民族妥协与和解，南方革命政权和清朝皇室之间的政治妥协与和解，孙中山和袁世凯两大政治“巨头”之间的权力妥协与和解。通过这民族、政治和权力这三大妥协，辛亥革命以较小的代价和低烈度的震荡推翻了至清朝垂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较为顺利地达到了“不流血而贯彻共和之目的”制度变革的目标。 　　关于辛亥革命中的这三大妥协的评价，历来见仁见智。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学界对三大妥协中的民族妥协评价渐趋正面和统一。辛亥革命中志士仁人从“反满”、“排满”到“五族共和”的思想嬗变大抵得到了肯定（彭英明，1981；张正明、张乃华，1981；饶怀民，1983；林家有，1983；徐凤晨，1988）。而对于政治和权力妥协，尤其是孙、袁更替问题上认识则分歧较大，对其持赞成的观点只是在近20年来才渐渐浮现（常宗虎，1992；农伟雄，2002；问小波，2004）。此外，近年来，一种对参与妥协的北洋派、清廷、革命派和立宪派等量齐观地看待，从而贬损甚至否定革命的观点也在流行。为此，本文一方面梳理和肯定了辛亥革命中三大妥协，另一方面又揭示了革命乃是妥协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民族、政治和权力三大妥协带给后世的遗产价值。 　　一、革命前的民族民主矛盾及其挑战性 　　清军入???后，明亡清继不仅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且带有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入等民族压迫的累累罪恶。因而，反清排满一直是包括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义在内的造反诉求之一。20世纪初，当清政府不能抵御处侮、治平内政，统治的合法性遭到质疑和否定时，往昔的旧恨自然地在汉人“集体记忆”中被激活。因而，反满、排满是发起革命，推翻清朝的强大思想动员。汪精卫曾说：“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芟难所余，仅存遗孽。以公理论，固宜以人类视之；而以政策论，则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若国籍法之于外人之归化者可也。”朱执信在《民报》第一期发表文章写道：满汉“两族之间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也。”邹容则更是偏激地认为：“驱逐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之以报仇。”所以，孙中山说“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军政府门柱上对联写的是“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斯其时也。”胡汉民对此社会心态分析道：革命中“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然弱点亦在于此。”“驱逐鞑虏”固然是辛亥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若是纠集于此则很可能引起民族仇恨、民族报复甚至国家分裂。因为正是在清朝统治的260多年中，不仅满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也正是在这期间其曾经聚居的东北等地才永久性地成为中国领土。所以，辛亥革命既要有一定的思想动员和激发，又要避免意识形态极端化带来的民族报复、疆土分裂。是为辛亥革命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辛亥革命是“兴民权革专制”，这样的革命除了带有传统的“革除天命”，推翻原来政权及统治者的要素外，更具有民主、宪政的制度置换诉求。由于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具有四百万人统治四亿人的“客帝”性质，因而其推行“立宪”，建立民选“国会”的宪政空间被大大压缩，无法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与民更始”，在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同时强化皇权。所以，清末一系列的反宪政改革措施，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朝廷的言论；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组织“皇族内阁”等等与“新政”相矛盾的举措有其不得而已的原因。况且，清末新政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北洋六镇的战斗力高于起义民军。因而，革命是否会带来对立双方的“零和游戏”，清政府是否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实难预测。一些革命者，也感到“中国积弊既深，习俗既久，静性既甚，守旧实深。”“非大震雷霆，大鼓风雨，以洗涤其旧人旧性，如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