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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选边站”游戏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同盟”二字可能是出镜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而在当今世界，北约等同盟组织依旧影响乃至主宰着部分地区和国家的命运。在中国周边，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更是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乃至国家安全。在近期中日钓鱼岛对抗的背后，美日同盟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 　　作为一个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我们在处理一些重大国际事务时，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势单力孤的境地，而作为一个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又必然会遭致霸主的围堵和遏制，因此我们会发现，近些年来国际关系学界逐渐出现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政策的观点。实际上，结盟作为国家实现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依照其与霸权国或潜在霸权国的关系，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制衡性质的同盟，一种就是追随性质的同盟。笔者曾撰文详细阐述过前者，本文的重点就是追随性质的同盟。 　　拿破仑有句名言：“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强大。力量最强大也就无所谓错误。”十分遗憾的是，历史上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可以强大到无需同盟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包括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自己。换言之，强者需要盟友，才能更容易地获得霸权。而弱者为了避免自己因对抗强者而被打击，同时由于自己与强者结盟后可以分享战利品，追随强者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策略。 　　追随本身有两种情况，其一是追随现有霸主，依附于其业已拥有的强大力量，顺从于霸主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在其中或可获得些许利益，但风险较小；其二则是选择潜在霸主，并由此对抗其他霸主，共同创建新的制度、新的国际体系，风险较大，但潜在霸主一旦成功，追随者则获益甚多。 　　追随的形成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汇叫做“搭便车”，意指因某些公共物品本身的特性，使得某些使用者无需承担任何费用或风险就可以利用其使用价值，也就是不劳而获，而提供公共物品一方只能接受现实。国际关系中的追随行为与此类似，但不同之处是，在大国博弈时追随就意味着选择盟友，而在国家因同盟受益的同时，也必然会承担同盟的风险。 　　尽管如此，追随性质的同盟仍然长盛不衰。古希腊的提洛同???与伯罗奔尼撒同盟、拿破仑为对抗英国而联合一些欧陆国家建立的大陆封锁体系、北约与华约两个相互对抗的组织，乃至今天的美日、美韩等等同盟，从其成员地位和组成来看均属于追随性质的同盟。 　　首先以提洛同盟为例。在希波战争期间，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希腊城邦结成军事同盟，即“提洛同盟”。同盟初期的宗旨是以集体力量解放遭受波斯奴役的希腊城邦和防御波斯再次入侵。入盟城邦最多时增至约200个，它们可以保持原有的政体，同盟事务由同盟会议决定，按入盟城邦实力大小各出一定数量的舰船、兵员和盟捐。 　　不久后，雅典逐渐将提洛同盟变为它控制和剥削盟国的工具,变成事实上的盟主。因而史书中亦常称提洛同盟为“雅典霸权”或“雅典帝国”。希波战争结束后，盟捐成为雅典强令缴纳并随意用于本国需要的贡款。雅典向盟国派出大批军事殖民者，严厉镇压宣布退盟的城邦，强令盟国的重要案件交雅典审理，规定盟国采用雅典的铸币，支持建立亲雅典的民主政体。 　　后来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更要求盟国增派援军和任意增加盟捐。斯巴达则利用盟国的不满,支持它们反对雅典,脱离提洛同盟。公元前404年,战败的雅典根据与斯巴达签订的和约，被迫解散提洛同盟。 　　由此我们看到，同盟的形成往往是因为共同敌人的出现，且参与盟约的各方均确认该外部威胁的存在。达成上述条件，同盟即会出现。但是同盟国之间往往是不对等的关系，如提洛同盟中，雅典一家独大，其他追随者们因安全威胁而让渡或者说主动交出了部分权力，以此来求得自身安全。其实当时与提洛同盟相对应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即由雅典争霸爱琴海区域最大的敌人斯巴达为盟主建立的寡头政治的联盟体系，也是一样的。当雅典远征西西里岛时，该区域最大国家叙拉古正是斯巴达的追随者，双方有着同样的敌人，因此建立了同盟关系。同盟本身就是一种利益交换，至今仍然没有出现本质性的改变。例如美日与美韩同盟中，日韩两方均需要让渡其军事防务方面的主权给美国，由此换得后者的安全保护，同时其对外政策也失去了相当程度上的自主性，也就是说，要看别人脸色行事。 　　追随的风险 　　拿破仑战争期间所实行的大陆封锁政策是为了对抗英国，欧洲大陆上很多国家慑于拿破仑的强大而“识时务”地选择追随拿破仑。例如拿破仑为拿下葡萄牙而需西班牙的帮助，向西班牙许诺事后会将葡萄牙南部划归西班牙。然后在法国出征之日，却组成了远征西班牙的军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受威胁的国家如果不阻止侵略者以损人利已的方式获取权力，却与危险的敌人结盟，希望至少可以从战争中获得少量战利品，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 　　古代中国有个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春秋时期，晋献公再一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虞国的谋士宫之奇进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了